中国崇奉儒教，儒教创始者为孔子，发挥光大之者为朱子，孔子学术，本与管仲不同，因其能尊周攘夷，遂称之曰：“如其仁，如其仁。”又称之曰：“民到于今受其赐”。推崇备至，何也？为其能抵抗也。南宋有金人之祸，隆兴元年，朱子初见孝宗，即言：“金人与我，有不共戴天之仇，当立即断绝和议”。这些地方，都是儒教精神所在。
中国主义，是一贯的抵抗而不侵略，养成一种民族性，所以中国人任便发出的议论，无不合乎此种主义。例如：秦皇汉武开边，历史家群焉非之，为其侵略也，汉弃珠崖，论者无不称其合王道，为其不侵略也；秦桧议和，成为千古罪人，为其不抵抗也；岳飞受万人崇拜，为其能抵抗也。唐人诗云“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葡萄入汉家”，直不啻为墨索里尼之远征阿比西尼写照；又云“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犹未已”，更不啻为希特勒之侵夺四邻写照；至云“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俨然是痛骂日本少壮军人。此皆我国文人痛恨侵略之表现，及至受人侵略，则又变成力主用武，南宋有金人之祸，陆放翁游诸葛武侯读书台诗云：“出师一表千载无，远比管乐盖有余，世上俗儒宁辨此，高堂当日读何书。”直是斥南宋诸儒，只讲理学，不谋恢复。临死示儿云：“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中国诗人，这类作品很多，我们要想考察民族性，要从哲学家、教育家的学说和文人学士的作品上，才考察得出来，至于政治舞台的人，时或发生变例，秦皇汉武之侵略，秦桧之不抵抗，皆变例也。
西洋人性刚，印度人性柔，中国古人将刚柔二字处置得恰好，《易经》一书，以内刚外柔为美德，泰卦内阳而外阴，明夷内文明而外柔顺，谦卦山在地下。既济水在火上，无一非内刚外柔之表现。孔老为中国两大教主，老子被褐怀玉，孔子衣锦尚纲，皆深合易旨。老子和光同尘，而曰：“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先。”孔于恂恂如也，而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此皆外柔内刚之精神也。我国受此种教育数千年，养成一种民族性，故中国人态度温和，谦让有礼，此外柔之表现也。一旦义之所在，奋不顾身，此内刚之表现也。惟其外柔也，故“九一八”以来节节退让，若无抵抗能力，惟其内刚也，故卢沟桥事变而后，全国抗战，再接再厉，为世界各国所震惊。我国民族性，既已如此，所以丑胡也，辽金也，蒙古也，满清也，虽肆其暴力，侵入我国，终而无一不被驱出，故我国对日抗战，其必胜盖决然无疑者。
西人倡天演竞争之说，知有己不知有人，盖纯乎利己主义也。印度教徒，舍身救世，知有人不知有己，盖纯乎利人主义也。中国主义则不然，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盖人己两利也。印度学者，开口即说恒河沙数世界，其目光未免太大，看出世界以外去了，而其国因以灭亡。西洋人又患目光太小，讲个人主义者，看不见国家和社会，于是乎个人也，国家也，社会也，成为互不相容之三个物体，因而生出种种纠纷。中国则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以贯之，个人也，国家也，社会也，成为一个浑然之物体。六合之外，存而不论。这种主义，恰足救西洋和印度之弊。
印度实行其主义，而至于亡国，西洋实行其主义，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事实之昭著，既已如此，而今只有返求之中国主义，中国主义者，大同主义也。我们应将这种主义，在国际上尽量宣传，使世界各国，一齐走人中国主义，才可以树大同之基础，而谋永久之和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