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梁传》］“陨石于宋，五。”先“陨”而后“石”，何也？“陨”而后“石”也。于宋四境之内曰“宋”。后数，散辞也，耳治也。“是月也，六 退飞，过宋都。”“是月也”，决不日而月也。“六 退飞过宋都”，先数聚辞也。目治也。……君子之于物，无所苟而已。石 且犹尽其辞，而况于人乎？故五石六 之辞不设，则王道不亢矣。
［董仲舒《春秋繁露·深察名号篇》］《春秋》辨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真，不失秋毫之末，故名石则后其“五”，言退则先其“六”。圣人之谨于正名如此。“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五石六鹢之辞是也。
“《春秋》辨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真”，这是正名的第一义。古书辨文法上词性之区别，莫如《公羊》、《谷梁》两传。《公羊传》讲词性更精。不但名词（如车马曰 ，货财曰赙，衣服曰禭之类），动词（如春曰苗，秋曰蒐，冬曰狩，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尝，冬曰烝，直来曰来，大归曰来归等），分别得详细，并且把状词（如既者何，尽也）、介词（如及者何，累也）、连词（如遂者何，生事也，乃者何，难之也，之类）之类，都仔细研究方法上的作用。所以我说《春秋》的第一义，是文法学、言语学的事业。
第二，定名分。上一条是“别同异”，这一条是“辨上下”。那时的周天子久已不算什么东西。楚吴都已称王，此外各国，也多拓地灭国，各自称雄。
孔子眼见那纷争无主的现象，回想那封建制度最盛时代，井井有条的阶级社会，真有去古日远的感慨。所以《论语》说：
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读这两句，可见他老人家气得胡子发抖的神气！《论语》又说：
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
孔子虽明知一时做不到那“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制度，他却处处要保存那纸上的封建阶级。所以《春秋》于吴楚之君，只称“子”，齐晋只称“侯”，宋虽弱小，却称“公”。践土之会，明是晋文公把周天子叫来，《春秋》却说是“天王狩于河阳”。周天子的号令，久不行了，《春秋》每年仍旧大书“春王正月”。这都是“正名分”的微旨。《论语》说：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
这便是《春秋》大书“春王正月”一类的用意。
第三，寓褒贬。《春秋》的方法，最重要的，在于把褒贬的判断寄托在记事之中。司马迁《史记·自序》引董仲舒的话道：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王道之大者也。
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便是褒贬之意。上章说“辞”字本有判断之意。故“正辞”可以“禁民为非”。《春秋》的“书法”，只是要人看见了生畏惧之心，因此趋善去恶。即如《春秋》书弑君三十六次，中间很有个分别，都寓有“记者”褒贬的判断。如下举的例：
（例一）（隐四年三月戊申）卫州吁弑其君完。
（例二）（隐四年九月）卫人杀州吁于濮。
（例三）（桓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
（例四）（文元年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 （《公》、《榖》皆作髡）。
（例五）（六十六年）宋人弑其君杵臼。
（例六）（文十八年冬）莒弑其君庶其。
（例七）（宣二年秋九月乙丑）晋赵盾弑其君夷皋。
（例八）（成十八年春天正月庚申）晋弑其君州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