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旁文斜出，分在各年下，不如在正谱之前，作一个世谱。《王阳明年谱》的《世德纪》便是世谱的一种格式。因为王阳明的父祖都是有名的学者，做官也做到很大，年寿又高，并不是死在王阳明的生前。假使把他们的行事，插入年谱，一定觉得累赘。所以作者抄录别人替他们作的传和墓志铭在一处，作为年谱的附录。虽然《世德纪》里面，载了不少非世德的文章，有点名不副实；但这种不把附录当正文的方法，总是可取。譬如陆象山几兄弟都是大学者，互相师友。假使我们作陆象山的年谱，其关于他的兄弟行事，与其插入正文，不如另做小传放在前面。这种世谱和小传之类我们也可叫做“谱前”。
谱主死后，一般的年谱，多半就没有记载了，其实不对。固然有些人死后绝无影响，但无影响的人，我们何必给他作年谱呢？即使说没有影响吧，也总有门生子侄之类后来做了什么事，那也总不能摆在年谱正文中。若谱主是政治家，他的政治影响一定不致跟他的生命而停止。若谱主是大学者，他的学风一定不致跟他的生命而衰歇。还有一种人，生前偏和时势没有关系，死后若干年却发生何等的影响。
所以如果年谱自谱主死后便无什么记载，一定看不出谱主的全体，因而贬损年谱本身的价值。钱德洪等似乎很明白这点，他们的《王阳明年谱》在谱主死后还有二卷之多。阳明学派的盛行，全是阳明弟子的努力。阳明的得谥和从祀孔庙，也靠许多友生的恳求。假使年谱不载阳明死后事，如何见得阳明的伟大？《阳明年谱》能称佳作，这也是一个原因。但他不应仍称死后事为年谱，应该称做“谱后”，作为附录的一种才对。
我们根据这点去看王懋竑的《朱子年谱》，便很不满意，因为他叙到朱子死年，便停止了；我们要想知道朱子学派的发达，学术的影响，是不可能的。同一理由，假使我们作《释伽牟尼年谱》，尤其要很用心的作谱后。凡是佛教各派的分化，传播，变迁，反响，都不妨择要叙入；不必年年有，不必怕篇幅多，甚至记载到最近，也没有什么不可以。
在上面的原则中也似乎有例外譬如《曾文正年谱》没有谱后便没有什么要紧，因为他的事业，生前都做完了，政治上的设施也没有极大的影响。纵使有谱后，也不妨简略些。若作《胡文忠年谱》便不然。
因为他和曾文正联结许多同志，想灭亡太平天国，没有成功就死了。后来那些同志卒能成他之志。同志的成功，也就是他的成功。所以他的年谱谱后至少要记到克复江宁。
我作《朱舜水年谱》，在他死后还记了若干条，那是万不可少的。他是明朝的遗臣，一心想驱逐满清，后半世寄住日本，死在日本。他曾数说过，满人不出关，他的灵柩不愿回中国。他自己制好耐久不朽的灵柩，预备将来可以搬回中国。果然那灵柩的生命比满清还长，至今尚在日本，假使我们要去搬回来，也算偿了他的志愿哩！我看清了这点，所以在年谱后，记了太平天国的起灭，和辛亥革命，宣统帝逊位。因为到了清朝覆灭，朱舜水的志愿才算偿了。假如这年谱在清朝作，是作不完的。假如年谱没有谱后，是不能成佳作的。
此外有一种附录可以称做“杂事”的，是刘伯绳著《刘蕺山年谱》所创造的，后来焦廷琥的《焦理堂年谱》也仿作。刘伯绳因为谱主有许多事迹不能以年分，或不知在那一年，如普通有规则的行事，琐屑而足显真性的言论等，都汇辑做附录。邵廷采批评他，拿本文记大德敦化的事，附录记小德川流的事，真是毫无遗憾。后前的年谱遇着无年可归的事，不是去开不录，便是勉强纳在某年？结果，不是隐没谱主的真相，便是不合年谱的体裁。刘伯绳却能打破这种毛病，注意前人所不注意的地方，创造新法来容纳谱主的杂事，使得读者既明白谱主的大体，又了解谱主的小节。这种体裁，无论何人的年谱都可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