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是全社会的一员；个人的行动，不能离社会而独立。我们要看一个人的价值，不能不注意和他有关系的人。年谱由家谱变成，一般人作年谱，也很注意谱主的家族。家族以外，师友生徒亲故都不为作年谱的人所注意。这实在是一般年谱的缺点。比较最好的是冯辰的《李恕谷年谱》。因为他根据的是李恕谷的《日谱》，所以对于李恕谷所交往的人都有记载。我们看了，一面可以知道李恕谷成就学问的原因，一面可以知道颜李学派发展的状况，实在令人满意。《曾文正公年谱》可不行。因为曾国藩的关系人太多，作者的眼光只知集中到直接有关系的人，自然不足以见曾国藩的伟大。
翻回来，再看《王阳明年谱》。我们因为王阳明的学问和他的朋友门生有分不开的关系，所以很想知道那些朋友门生某年生，某年才见王阳明，往后成就如何。钱德洪等做年谱，只把所闻所知的记了一点，却忽略了大多数，实在令我们失望。王懋竑的《朱子年谱》也是一样。朱熹到底有多少门生？他所造就的人才后来如何？我们全不能在上面知道。像朱王这类以造就人才为事业的人，我们替他们作年谱，对于他们的门生属吏友朋亲故，应该特别注意；记载那些人的事迹，愈详愈好。
寻常的年谱，记载别人的事迹，总是以其与谱主有直接的关系为主（如诗文的赠答，会面的酬酢）；
若无直接的关系，人事虽大，也不入格，其实不对。例如《朱子年谱》记了吕伯恭、张南轩、陆梭山的死，只因朱子做了祭文祭他们。陆象山死在何年，上面便查不出，只因朱子不曾作祭文祭他。作者的观念以为和谱主没有直接的关系，便不应该记；其实年谱的体裁并不应该这样拘束。张吕二陆都是当时讲学的大师，说起和朱子的关系，最密切的还是陆象山。但我们竟不能在《朱子年谱》看到陆象山的死年，这是何等的遗憾！
从年谱的历史看，明朝以前，记时人较略；清中叶以后渐渐较详了。张穆的《顾亭林年谱》便是一个例证。王文诰的《苏东坡年谱》又更好一点，凡苏诗苏文所提到的人都有，而且略有考证。近时胡适的《章实斋年谱》，记事固然有些错误，记人却还好。他除了零碎的记了谱主师友的事迹以外，单提出戴震、袁枚、汪中三个可以代表当时思想家的人，来和谱主比较；就在各人卒年，摘述谱主批评各人的话，而再加以批评。批评虽不是年谱的正轨，但可旁衬出谱主在当时的地位，总算年谱的新法门。
老实说，从前作年谱，太过拘束了。谱主文集没有提起的人，虽曾和谱主交往而不知年分的人，都不曾占得年谱的篇幅。我将现在尽可用三种体裁来调剂：和谱主关系最密切的，可以替他作一篇小传；
和谱主有关系而事迹不多的，可各随他的性质，汇集分类，作一种人名别录；姓名可考，事迹无闻，而曾和谱主交际的，可以分别作人名索引。凡是替大学者大政治家作年谱，非有这三种体裁附在后面不可。
好像《史记》做了《孔子世家》之后又做《仲尼弟子列传》，列传后面有许多人都只有姓名而无事迹，但司马迁不因他们无事迹而灭其姓名。朱熹、王守仁的弟子可考的尚不少，我们从各文集和史书学案里常常有所发现，若抄辑下来，用上面三种体裁做好，附在他们年谱后面，也可以弥补缺憾不少。
我自己作《朱舜水年谱》，把和朱舜水交往的人都记得很详细。那些人名，日本人听得烂熟，中国却很面生。因为朱舜水是开创日本近二百年文化的人，当时就已造就人才不少。我们要了解他的影响的大，须看他的朋友弟子跟着他活动的情形。虽然那些人的史料很缺乏，但我仍很想努力搜求，预备替他们做些小传。像朱舜水一类的人，专以造就人才为目的，虽然所造就的是外国人，但和我们仍有密切的关系，在他年谱记当时人，当然愈详愈好。
（三）关于记载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