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旧有的记载把年代全记错了的 例如陶渊明，《宋史》、《昭明太子》、《晋书》各传，都说他年六十三，生于晋兴宁三年，其实都错了。我替他作年谱，从他的诗句里找出好些证据，断定他年只五十六。生于晋咸安二年。这么一来，和旧有的年谱全体不同了。旧谱前数年的事，我都移后数年。
这种工作，和《太史公系年考略》稍异。他用的是钩沉的工夫，我用的是订讹的工夫。前人作了不少的《陶渊明年谱》，都不会注意到此。其实无论那个谱主的生年数一错，全部年谱都跟着错了。此外如谱主的行事，著作的先后次序，前人的记载也不免常有错误，都值得后人考订。例如王阳明编《朱子晚年定论》，说那些文章是朱子晚年作的，其后有许多人说他造谣：这实是一大问题。假使朱子的行事及著作的先后，早有好年谱考定了，便不致引起后人的争辩。专传列传都不能做详细考订工作；
年谱的责任，便更重大了。
（3）旧有的记载故意诬蔑或观察错误的 如《宋史·王安石传》对于王安石的好处，一点不说，专记坏处，有些不是他的罪恶，也归在他身上了，因为作《宋史》的人根本认他是小人。后来蔡上翔作《王荆公年谱》，把《王荆公文集》和北宋各书，关于谱主的资料，都搜辑下来，严密的考订一番，详细的记述成书。我们看了，才知道作《宋史》的人太偏袒王安石的敌党了，把王安石许多重要的事迹都删削了，单看见他的片面，而且还不免有故入人罪的地方。像这种年谱，实有赖于考订。倘无考订的工夫，冒昧的依从旧有的记载，那么，古人含冤莫白的，不知有多少了。但蔡上翔的《王荆公年谱》似乎不免超过了考订的范围，有许多替王安石辩护的话，同时写在考订的话之后；辩护虽很不错，却和考订的性质有点不同了。
总结上面四种年谱种类说几句话，就是我们要想作年谱先要打定主意，想做的是那一种，是创作的呢，还是改作的？是独立的呢，还是附见的？是平叙的呢，还是考订的？主意定了，才可以动手。
乙 年谱的体例
接着的便是年谱的体例问题，我们须得讲个清楚，使学者知道年谱怎样作法。
（一）关于记载时事——谱主的背景
世上没有遗世独立的人，也就没有不记时事的年谱。伟大的人，常常创造大事业，事业影响到当时人生，当然不能不记在那人的年谱上。就是活动力很小的人，不能创造大事业，而别人新创造的事业，常常影响到他身上，那么，时事也应占他年谱的一部分。不过谱主的趋向既各不同，年谱记载时事，自然也跟着有详有简。详简的标准，我们须得说一说：
譬如陈白沙是荒僻小县的学者（我的乡先辈），不曾做过教学以外的事业；生平足迹，只到过广州一次，北京两次；生的时世又很太平：简直可以说他和时事没有直接的关系。倘使替他做年谱，时事当然少记。又如钱竹汀的科名虽然不小，但只做了几年闲散的京官，并没有建设什么功业，到了中年，便致仕回里，教书至死，生的时世也很太平。我们要想把时事多记些上他的年谱，也苦于无法安插。
又如白香山的诗，虽很有些记载社会状况的，生的时世虽很纷乱，但他不曾跑进政局和时事还没有直接关系，不过总算受了时事的影响。倘使我们替他做年谱，时事自然可以记载些。像这类纯粹的学者、文人，和时代的关系比较的少，替他们做年谱，要记载时事，应该很简切，假使看见旁人的年谱记时事很详，也跟样，那可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