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宋徽宗受到蔡襄《茶录》“茶色白、宜黑盏”的影响，进一步深化了茶盏的审美。他在《大观茶论》里写道：“盏色贵青黑，玉毫条达者为上，取其燠发茶采色也。”“用盏之大小，盏高茶少，则掩蔽茶色，茶多盏小，则受汤不尽。盏惟热，则茶发立耐久。”宋代斗茶，采择制作益精，以白为贵，故选择对比性较强的黑色，来衬托茶的白色；壁厚的茶盏，保温性能较好，故可使茶的香气保持久长。这些宜茶的直接经验与观点，对于今天茶席器具的选择，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唐宋的饮茶环境和茶席的背景，已经开始注重竹林、松下、花荫、名山、清涧等宜茶的幽境，但宋代杜耒的《寒夜》诗：“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却使一钩新月和梅花的疏影横斜，以剪影的清美蕴藉，首次映入了茶席的视野。伴茶惟有梅花影，这一席茶吃得可谓前无古人。
元代的历史较短，有意境的茶席不多。独刘敏中在雪夜的酒后，遂开玉川月团，见瓶中蜡梅烂漫，于是相与嗅梅啜茶，并写下：“细烹阳羡贡余茶，古铜瓶子蜡梅花。”元代这席茶的清雅，总算是压过了山西羊酥的膻味。
明代，朱元璋废掉团茶，唐代的煎茶和宋代的点茶，被更为简洁的瀹泡法取代。明末沈德符《野获编补遗》说：“今人惟取初萌之精者，汲泉置鼎，一瀹便啜，遂开千古茗饮之宗。”与之相应，茶席的构架和器具，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尽管明人仍在找寻赵宋逝去的审美与影子，但是，在明代中后期，却也能删繁就简，逐渐淡化宋代的“茶色贵白”，而以青翠为胜。以更加开放自由的心态，与古为新，崇尚清韵，追求意境，使得基本的瀹泡方式与茶器改造，很快趋于完善和成熟。明代茶人很有见地地提出了“茶壶以小为贵”，“茶杯适意者为佳”，茶瓯“其在今日，纯白为佳，兼贵于小”的优雅实用理念。他们并于精舍、庭院、竹荫、蕉石前，插花、煎水、烹茶、焚香等，这都充分体现了明人饮茶更加注重茶席空间的审美与趣味。在明末陈洪绶的《品茶图》和《闲话宫事图》中，煮茶器、泡茶器、品茶器、插花器等，已经非常明确地分开，茶的瀹泡法历历在目。静美规范的传统插花，已成为茶席不可或缺的点缀，甚是清雅风致。茶席设计中的瓶中插花，盆中养蒲，虽是寻常的清供，却实关幽人的性情，若非得了趣味，何能生致！
明代茶寮的出现，使幽人雅士有了自己品茗的专属美学空间，以安顿身心，涵养性灵。文震亨和屠隆在著述中，皆写到了茶寮：“构一斗室，相傍山斋（书斋），内设茶具，教一童专主茶役，以供长日清谈，寒宵兀坐，幽人首务，不可少废者。”
明代唐寅的《煎茶图》。
许次纾在《茶疏》中，较为详细地描述了茶寮的设计，首重“高燥明爽”，其布置大致为两炉、两几、一架及茶器的安顿等。幽人韵士，左图右史，茗碗薰炉，一瓯春雪，茶烟隐隐起于山林竹外。花时则插花盈瓶，以集香气；闲时置蒲石于上，收朝露以清目。这一切，尽现了明人的高流隐逸、萧然尘外，以及品茶方式的至精至美。
万历年间，罗廪的《茶解》叙云：“山堂夜坐，汲泉烹茗，至水火相战，俨听松涛，倾泻入杯，云光潋滟，此时幽趣，未易与俗人言者，其致可挹矣。”这段耳目一新的描述，在茶席中让我们首次恍然听到了山堂的松涛与风声，感受到了明月松间照的静寂，看到了茶汤里的波光粼粼、潋滟光影。今日不见古时月、旧时席，今月曾经照古人？
大致梳理完这段饮茶与茶席的发展历史，我们基本能够看出：茶席从唐代的华丽奔放，经过规范，到了宋代，一如茶器的变革，趋于沉静内敛、淡雅有味。粗犷的元朝消亡后进入明代，茶席的形制与审美，仍依稀可见宋代的影子，但却是渐行渐远。当瀹泡法成为饮茶的主流方式以后，茶器容量开始变小，尤其是工夫茶泡法在明末的崭露头角，明人的饮茶空间和瀹饮方式，已经发展到精致隽永、精益求精的阶段。清幽脱俗的美学空间、文人茶席，几乎达到了历史的顶峰。沉舟侧畔千帆过。历代过往的茶席规范，茶器审美，茶席氛围，茶席挂画，茶席插花，茶席焚香，茶席的借景与光影的渗透等，都为我们今天的茶席构思与设计，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启发和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