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的总结自然来自实践，然而中国古代军队刀光剑影、血流漂杵的战场，早已被岁月的烟尘所湮没。许多著名战役那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阵容，也不能定格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后来的人们就只有根据在烟尘中残留的蛛丝马迹来推断远古战争的辉煌场景，并按照各自心中臆想的图形，对古代军阵的真实面目进行不休的争执。
秦始皇兵马俑的出土，使人们透过欣赏这一奇迹的表层，窥到了隐匿于表层之内的深刻的军事战略和军事思想脉络。三个兵马俑坑真实、形象地向后人展示了秦代精华的军事布局，一号坑作为一个规正的长方形出现代表了一个典型的方阵格局。
阵中的车马和武士俑背西面东，向世人显示了整个俑群已具备了锋、翼、卫、本几个在方阵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坑中最前端横排3列共计204件武士俑，他们中除3个头戴长冠的将军俑外，其余均是身着战袍、腿扎行縢、足蹬浅履、免胄[3]束发、手执弓箭的军卒。军卒的装备显然是古代兵书所云的“善发强弩，远而必中”的摧锋之士。这同二号坑前端左翼安置的弩兵俑群一样，反映了这是一支攻击型的部队，其战法必定是在战斗开始的瞬间万箭齐发，迫使敌军临行乱阵，而后续的38路大军趁机源源冲击，形成白刃格斗、斩将擒敌的阵局。在大军中间的特定位置，战车上站有手握青铜宝剑的将军予以指挥，从而形成一个方阵的主体布局。
位于军阵南北两旁的武士俑，身披重铠，手执劲弩，面向军阵两侧呈出射状，这当是整个方阵中的“两翼”。在俑群的后部，有三排锐士做横队排列，背对大军，这便是方阵的“卫”。两翼和卫的作用在于防止敌人拦路截击或包抄后路，以保障自己军队的战斗行动不受敌人的夹击，达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战略目的。
如果站在军事战略的高度上去认识，就会发现一号坑兵马俑所组成的庞大方阵，绝不是一幅固定而呆板的图画，从这个战阵的组成中，可以看到古代军事战略沿革的遗痕。
一号坑方阵的组成之本，在于以众多的步兵簇拥战车从而组成强大的决斗力。这些步兵手执矛、戟、铍[4]等具有强大杀伤力的长柄兵器用以决斗刺杀敌军主力。
古代战争是面对面的白刃格斗，兵卒是依靠手中之兵器杀伤敌人，从而决定战争的胜负。一般而言，兵器按其杀伤距离进行分类，并有远射、长兵、短兵之别。三类兵器的使用方式及其作用各有不同。按刘占成的观点，秦俑一号坑出土的那件“十七年”铜铍，主要用于较远距离的对敌刺杀，在实战中与戈、矛、戟等长兵性质相同，因而毫无疑问地要划为长兵类。据刘氏考证，长兵之名，最早见于《史记·刺客列传》和《史记·吴太伯世家》。如《刺客列传》在说到公子光欲谋刺杀吴王僚时，有：“王僚使兵陈自宫至光之家，门户阶陛左右，皆王僚之亲戚也。夹立侍，皆持长铍。”后如《方言》云“锬谓之铍”，注：“今江东呼大矛为铍。”因而有人称之类为“剑式矛”。事实上，铍具有一锋二刃，可前刺，又能左右挥砍，要比矛的杀伤力大。古代作战有“长兵以卫，短兵以守”的说法，兵器太长则难犯敌，太短则不及，为解决这一矛盾，便出现了“凡五兵五当，长以卫短，短以卫长”的军事理论和实际战法。各种不同性质的兵器只有配合使用，才能够达到“迭战则久，皆战则强”的效果（参见《司马法·定爵》）。在出土的战国水陆攻战纹铜鉴图案上的武士及秦俑坑出土的武士俑都持有长、短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的兵器，就是“长以卫短，短以救长”的形象说明。秦俑坑出土的长铍，也正是《司马法》所谓“兵惟杂”的军事战术思想在秦军武器装备方面的具体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