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一、二、三号兵马俑坑及其内容的排列组合，绝不是无意识或无目的的安置和摆布，与此相反的是，这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奥妙无穷的实战车阵的模拟，是一幅完整的古代陈兵图。
战争在中国的土地上源于何时已无从考证，但至少在史前时期的黄帝时代就已具备了相当的规模。战争是两个军事团体武装冲突的最高形式，随着它的延续和发展，其布局和性能也随之发生质的变化。战斗的双方要战胜对方，就必须把用武器装备一定数量的武装人员，按照一定的组织形式进行编列，从而形成一个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既能分散又便于收拢的战斗集团。于是，作为一种临战队形群体布局的“阵”便相应地产生了。由于军阵是伴随战争产生的组织艺术，又以多种形式随战争实践不断发展变化，因而当这种艺术形式湮没于历史尘埃之中时，今天的人们要了解古代的军阵，自然显得力不从心。随着古代兵书真本的失传，具有明显演义性史书及描写古代战争题材的文学作品的问世，古代军阵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使它越来越处于一种近乎神化的境地，后人再也无法见到它的真实面目了。
在唐代所留下的史料中，有一篇叫《李靖问对》的经典军事文章。[1]当唐太宗李世民问军事家李靖何为“五行阵”时，李靖当即回答了“方、圆、曲、直、锐”五种阵法，并向李世民进一步解释，尽管古代兵书战策所言阵种繁多，各家之说不尽相同，但总离不开“因地形使然”的道理，若将诸种阵形加以概括提炼，用此五种阵法完全可以囊括。在这场君臣问对中，李靖郑重其事地指出：“凡军不习此五者，安可以临敌乎？”李靖对古代军事诸家阵法的概括，无疑又为后来的军阵研究者留下了一个难解之谜。这个谜经过了1300多年后才得以解开。
1972年4月，考古人员在发掘山东临沂银雀山两座西汉武帝时期的墓葬时，意外地发现了记载《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书的4900余枚竹简。兵法的问世，在引起了世界考古界与军事界轰动的同时，也为研究者提供了珍贵的理论佐证，许多悬而未决、争论不休的问题由此得到了确切的答案。
李靖六花阵
银雀山竹简《孙子兵法·十阵》[2]曰：“凡阵有十，是为方阵、圆阵、疏阵、数阵、锥形之阵、雁行之阵、钩形之阵、玄襄之阵、火阵、水阵。”兵书虽列有十阵，但在今天看来其中一些不能算作阵，如火阵只是用火攻击的方法，水阵则是在水上战斗或利用水攻击敌人的方法，这些不能成为独立的阵形。因此，《孙膑兵法》在继承《孙子兵法》思想的基础上加以提炼，摒弃了孙子的“火阵”和“水阵”而成为“八阵法”。
“八阵法”被孙膑首先提出后，历代军事家又按此加以推演，形成了庞杂而令人眼花缭乱的多种阵法，可惜这些阵法仍未能超越孙膑“八阵法”的范围。但就孙膑的“八阵法”而言，仍可提炼和简缩。如王学理就认为：孙膑所划分的“玄襄之阵”只是多置旌旗而诱敌的疑策，并非战斗队形的排列组合，严格地说是不可称阵的。而“疏阵”和“数阵”两种阵法大同小异，只是前者疏数，在战场上展开队伍，扩大阵地；后者在战争中收拢队伍，不为敌人所分割。两种阵法实则也均属直阵的范畴。至于“雁行之阵”和“钩形之阵”，前者意在将队形呈大雁飞行状展开，以便更大地发挥矢弩之威；后者的阵法是左右弯曲如钩，以便见机行事，采取迂回包抄之法。这两种阵法亦可用曲形阵加以概括。“锥形之阵”的阵法相当明确，旨在以精锐之师突破敌阵的防线插入敌人的纵深。由此，孙子的“十阵”和孙膑的“八阵法”，实际的基本阵形仍是“方、圆、曲、直、锐”五种。可见唐代的军事家李靖对古代兵书战策的提炼和概括是颇有道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