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文明，是以一个社会已由氏族制度的解体而进入国家社会组织的阶段为标志的。在这种社会中，除了政治组织上的国家以外，还要有城市作为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活动的中心。同时也应该发明文字和能够利用文字做记载，并且要掌握冶炼金属的技术。当然，这一切的标志中创造和使用文字则是最主要的。
1968年，英国剑桥大学丹尼尔教授在他的《文明之起源与考古学》一书中，提出了全世界最古老的独立发展的文明为六大文明之说。这六大文明分别为埃及、两河流域、印度、中国、墨西哥和秘鲁。
其实，丹尼尔的学说是荷兰著名考古学家法兰克福学说的继承和发展。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法兰克福就指出全世界范围内独立发展的文明只有三种，即埃及与两河流域组成的近东文明，中国文明，秘鲁、墨西哥组成的中、南美洲文明。埃及与两河流域、印度与两河流域相互密切联系而形成的文明，已被考古资料所证实。尽管在中美洲和南美洲没有发现直立人化石，但它们特别是墨西哥与秘鲁最早在世界形成独立的文明，同样被考古资料所证实。显然，它们所形成的文明是独立的，与旧大陆无关。只有中国文明的起源这一问题，成为传播论派[1]和演化论派[2]争锋的焦点。而丹尼尔和法兰克福正是站在演化论这一边的主将。
18世纪后半叶，法国人约瑟夫·德·岐尼提出了中国人乃是从埃及殖民过来的理论。与此不同但相似的是，法国的汉学家波提埃和卢内尔曼将汉字与楔形文字[3]做了一番比较后，提出了中国文明和巴比伦文明[4]有亲缘关系的学说。当时英国的东方学者拉克帕里将中国文明与美索不达米亚乌尔地区的迦勒底文明比较后，做出了两者之间有某种关系的结论。当英国的理雅格提出了诺亚的子孙曾东行到中国一说后，德国的李希霍芬则干脆把中国文明解释成是由西方移民的结果。
1924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5]在中国的甘肃、青海等地发现大批彩陶，他把这些彩陶和中亚的安诺以及南俄的特里波列等处的彩陶做了比较，以考古的资料为中国文明起源于西方的学说提供了证据。
中国的考古学巨匠夏鼐[6]，在1985年将商代的冶铸青铜技术与铜器上的纹饰，以及甲骨文字的特点等做了研究，和西方文明的考古资料比较后，提出了中国文明是独立发展的、并非外来的学说，重新肯定了丹尼尔、法兰克福的结论。
至今，关于人类的起源与文明的诞生问题，在世界科学界一直争论不休。不管这场争论最后的结局如何，人类的起源和文明的诞生到底最先来自西方还是东方，是中国还是外国，有一点是不可否认的，那便是人类终于以自己的智慧和不屈不挠的顽强意志，穿透了千万年苍茫迷蒙的漫长岁月，在滴血的号子与沉重的足音中迎来了文明的曙光。当进击的脚步迈到公元前3世纪和公元前2世纪时，世界的东方和西方所诞生的三个最强大的帝国，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几乎是达到了同等的高峰。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它们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并且搏击奔跑的姿态和方法又是出奇地相似。
亚历山大不愧是一个有知识、有见地、有抱负的伟人。他不同于一般的昏庸帝君，只贪图**乐安逸，陶醉于奸佞小人的谄媚。从某种角度看，他的军事行动、万里远征，颇有科学探索的性质。当年他在远征波斯的初期，便随军带有很多学者，使这些在科学、文化、政治领域里颇有建树的学者和希腊人，到了他们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从而开阔了视野，增长了知识。最典型的例子是他们知道了里海并不是海湾，而只是一个大湖泊。在此之前，无论是声名显赫的学者还是一般的希腊人，对此一无所知，这不能不说是具有历史和科学意义的幸事。
罗马鼎盛时代的杰出人物恺撒大帝，虽出身贵族之家，而自己却是一个平民党人，并同和平势力的领导者秦纳的女儿科涅莉亚结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