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已述，秦俑三坑那8000座体高等身的陶俑以及硕大齐体的陶马、战车，其配制方式是按照古代军事序列和陈兵布阵的形式，再现出秦军列阵、驻营、拟战、军幕的生活场景，从宏观上反映了秦国兵强马壮、气吞山河的风貌和秦始皇本人博大雄武的气质。正是由于秦军在烽火狼烟的战国争雄中取得的辉煌胜利和秦始皇本人的盖世气魄，才构成了秦俑艺术产生的社会基础。可以说，没有秦军的胜利，没有秦始皇帝，就不会有秦俑艺术的存在，更不会出现“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这样伟大的写实艺术奇峰。
在秦代之前，以军队为题材塑造战争场面的艺术作品，如战国时期的青铜器装饰画、河南汲县山彪镇出土的水陆攻战纹铜鉴上面雕刻的290余名士兵在水面和陆地上拼杀攻坚的场景，以及洛阳金村出土的骑士持剑刺虎纹铜镜中表现的武士着铠、乘马勇斗的风姿，等等，虽然在艺术上都不同程度地表现了军旅生活和战场搏击的情景，但由于提供给后人的图像大都是轮廓的侧面剪影，无法看出他们的真实形象。在秦兵马俑出土之前，咸阳杨家湾汉墓从葬坑出土了西汉前期的彩绘步、骑陶俑群，这些俑像造型优美，人体的各个部位结构合理，形态生动逼真并极富灵性，但可惜通高只有50厘米左右，正因其体形过小，对于甲衣、芒鞋靴履、鞍鞯等细部只能用颜色绘出，并不具备秦俑在塑型上涂彩的质感，故而只能让后人看其大体效果而无法弄清更为具体的细节。也正是由于这诸多的缺憾，使这些俑像在艺术上不同于秦俑并削弱了它们的历史研究价值和艺术魅力。
河南汲县山彪镇出土的水陆攻战纹铜鉴上面雕刻的肩披旌羽的战士
洛阳金村出土的骑士持剑刺虎纹铜镜上的图案
除人俑之外，中国自夏商以迄战国，以马为题材的雕塑作品比较罕见，而秦代的雕塑作品，后人也很少看到。人们对古代雕塑的了解，一般仅局限于汉代，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把霍去病墓石刻为代表的汉代雕塑，作为中华民族雕塑艺术的顶峰。至于汉代之前的雕塑，则认为不具备写实能力，只是一种粗犷的模仿而已。秦始皇兵马俑群像的发现，以史无前例的宏伟规模展示了中国雕塑艺术史上第一批纪念性大型群雕的杰出成就，其宏伟的规模和个体的艺术魅力可谓达到了空前绝后的境界，即使封建社会鼎盛时期的唐代皇陵前摆放的大型石像，也无法与之匹敌。秦俑坑发掘之后，面对秦代陵墓雕刻在制作目的到实际效果上所发生的巨大变化，许多研究者对此进行了较为科学而合理的解释，也有一些人则仅凭臆想和主观武断就轻率地做出结论。如有一个名叫格尔曼·汉夫勒的德国学者跑到中国参观了出土的秦兵马俑后，竟大放厥词，在他的一篇题为《中国雕塑艺术的诞生——临潼兵马俑观感》的文章中，做出了中国雕塑艺术不是土生土长的，而是来源于与西方的交往，得益于亚历山大的智慧和光彩照人的希腊艺术的结论。文中说道：
古希腊的雕塑艺术不只是给古意大利的伊特拉斯坎人树立了典范，并且它在罗马帝国时期得到了发展。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整个地中海地区的人们掌握了这一艺术。边远地区的人们了解了这一艺术，但原则上却予以否定。凯尔特人、斯堪特人和日耳曼人仍然保持他们自己传统的艺术风格。他们选择古典题材时，总是极力使之和其传统艺术相适应，对雕塑和绘画却束之高阁。这一状况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直到凯尔特人和日耳曼人受到地中海沿岸各国艺术的刺激和推动，最终也开始接受中世纪造型艺术。这些以及文艺复兴和以后时期的艺术都来源于希腊艺术。每尊雕像、每幅油画所体现的完美当然得归功于希腊艺术，这自然也包括欧洲和远东的艺术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