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军俑头案过去4年之后的一个晚上，在秦俑博物馆院中一间极普通的平房里，我见到了在将军俑头案中受处分的秦陵考古队队员、青年考古学家刘占成——一个30多岁的壮汉。也许常年的田野考古生活使他的脸看上去有些粗糙和黑红，但从那双乌黑明亮的眼睛和魁梧的身材看去，又不失为英俊威武，这是一个典型的关中汉子形象。
刘占成于70年代末期毕业于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不久即到秦俑工地参加考古发掘，在不算太长的岁月里，写出了几篇颇有价值的研究论文，尤其是对于铜铍的论证，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在秦俑一号俑坑的发掘工作中，考古人员于1979年6月26日发现了一件类似短剑的青铜兵器，以后在1980年和1981年又相继发掘出土同类兵器10余件。这种锐利的兵器堪称冷兵器家族中重要的一员，然而不幸的是，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它的名字几乎不被人所知。特别是自东汉以来，各家对这种兵器的解释有误，后人也误将这种兵器称为“短剑”“长矛”等等，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一号坑发现之前。待出土之后，参加秦俑一号坑发掘的刘占成经过研究认为：此兵器虽似短剑，但有的有茎而无首，柄后有带铜镦之长木柄遗迹，因而这种兵器并非短兵，而是长兵，以前称为“短剑”或“长矛”是不正确的，应称为“铍”。这一考证，首次恢复了铍的本来面目，使千余年的历史悬案得以澄清。
刘占成在兵马俑坑现场考察记录（张天柱摄影并提供）
面对这样一位青年考古学家，我本打算了解一下整个案子的细节，可他却抱给我一堆油印和手写的材料，我顺手翻动着。
“这是我这些年上访的材料，你先看看吧，我要告诉你的可能大多是关于我个人的事。”他说。
“你还在上访吗？”我问。
他点上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又吐出浓黑的雾，望着我说：“上访，一直在上访。有些好心的人劝我，事情已经过去了，就算了吧，不要再费脑筋，点灯熬油地写材料了。你再反映也是枉然。但我不相信，青天白日之下，怎会翻白为黑？我就不相信没有个包青天，找不到个说理的地方。最近，国家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郑天翔，在陕视察时强调：‘人民法院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根本原则，坚持做到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在准字上狠下功夫。要严肃执法，不屈服外界的压力。’何谓‘外界的压力’？我认为就是有关行政部门以权压人。关于将军俑头案，省文物局处理十分不公。我记得1987年中国法制报曾登过一篇《法律做后盾，农家胜官家》的文章，说的是淮北市公安局侵犯公民民事权利，受到了法律的处罚。我感到社会主义的法律还是公正的。作为我个人，将接受任何公正的处理，但也决心同任何不公正的处理做斗争。”
青铜铍出土时情形
青铜矛出土时情形
左图为铜矛右图为铜铍
“你感到对你的处理在哪些方面不公正？”我问。
“我认为首先是侵犯了我的公民名誉权。1987年6月29日，在未落实任何问题的情况下，因将军俑头案，省文物局就宣布让我停职检查，这是不合乎情理的。事实是，我作为考古队的一名普通队员，在将军俑头案问题上，不但无任何责任，而且是有功人员。”
“有功人员？”这个说法令我在感到新鲜的同时，也吃了一惊，一个有功的人何以又受到处分？吃惊过后，激起了我听下去的兴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