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和羌人的交涉，起于武帝时。这时候，匈奴还据着河西。和羌人所据的湟中，只隔着一支祁连山脉；武帝防它互相交通，派兵击破羌人，置个护羌校尉统领它。羌人就弃了湟水，西依西海（青海）、盐池（在青海西南）。王莽时，羌人献西海之地，王莽拿来置了一个西海郡，莽末内乱，羌人就乘此侵入中国。后汉时羌人一支占据河北大允谷和大小榆中一带（在如今平番导河一带）。颇为边患，和帝时，才把它打破，重置了西海郡；而且夹着黄河，开列屯田。从此从大小榆谷到西海，无复羌寇。然而降羌散布郡县的很多。在安定、北地、上郡的，谓之东羌。在陇西、汉阳、金城的，谓之西羌。中国的吏民豪右，都不免“侵役”它。一〇七年，罢西域都护和校尉，发羌人去迎接它。羌人颇有逃散的，郡县到处“邀截”，又不免骚扰。于是各处羌众，同时惊溃。“东寇三辅，南略益州”。凉州的守令，都是内地人，见羌势已盛，无心战守，都把郡县迁徙到内地来；百姓有不愿意迁徙的，就强迫“发遣”，死亡流离，也不知多少。直到一〇八年，才把三辅肃清，凉州还没有平定，而军费已用掉二百四十亿。到顺帝时，凉州也算平定了，才把内徙的州县，依旧回复。不多时，羌人又叛。用兵十余年，又花掉八十多亿的军费。到桓帝即位，才用段颎做校尉，去讨叛羌，这个段颎，是以杀戮为主义的。他说：“昔先零作寇，赵充国徙令居内，煎当乱边，马援迁之三辅。始服终叛，至今为梗，犹种枳棘于良田，养蛇虺于室内也。臣欲绝其本根，不使能殖。”于是从一五九年起，至一六九年止，用兵凡十一年。把西羌直追到河首积石山，东羌蹙到西县（如今甘肃的秦安县）山中，差不多全行杀尽。这历年的羌乱，才算靠兵力镇定（羌乱的详细，可参看《后汉书·本传》，和任尚、虞诩、段颎、皇甫规、张奂等传）。
后汉的羌人，并不算什么大敌，他的人数，究竟也并不算多，然而乱事的蔓延，军费的浩大，至于如此。就可见得当时军力的衰弱，政治的腐败。这件事情，和清朝川楚教匪之乱，极其相像。军费自然十之七八，都是用在不正当的方面的。却是（一）凉州一隅，因此而兵力独厚；（二）其人民流离迁徙之后，无以为生，也都养成一个好乱的性质，就替国家种下一个乱源。
政治腐败，它的影响，决不会但及于凉州一隅的。咱们现在，要晓得后汉时代社会的情形，且引几段后汉人的著述来看看。
今察洛阳：资末业者，什于农夫；虚伪游手，什于末业；是则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妇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天下百郡千县，市邑万数，类皆如此；本末不足相供，则民安得不饥寒。（《论衡·务本篇》）
王侯贵戚豪富，举骄奢以作**巧，高负千万，不肯偿债；小民守门号呼，曾无怵惕惭怍哀矜之意。（同上《断讼篇》）
使饿狼守苞厨，饥虎牧牢豕，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斫生人之骨髓。……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奇赂宝货，巨室不能容，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填乎绮室，倡讴妓乐，列乎深堂。（《昌言·理乱篇》）
井田之变：豪人货殖馆舍，布于州郡，田亩连于方国。……财赂自营，犯法不坐，刺客死士，为之投命。至势弱力少之子，被穿帷败，寄死不敛，冤困不敢自理。（同上《损益篇》）
这种情形，说来真令人“刿心怵目”。却是为什么弄到如此？这是由于汉朝时候的社会，本不及后世的平等。它的原因，是由于（一）政治上阶级的不平，（二）经济上分配的不平。这种不平等的社会，倘使政治清明，也还可以敷衍目前，为“非根本的救济”；却是后汉时代，掌握政柄的不是宦官就是外戚，外戚是纨绔子弟，是些无知无识的人，宦官更不必说。他们既执掌政权，所用的自然都是他们一流人，这一班人布满天下，政治自然没有清明的希望。要晓得黑暗的政治，总是拣着地方上愚弱的人欺的，总是和地方上强有力的人，互相结托的。所以中央的政治一不清明，各处郡县都遍布了贪墨的官；各处郡县都遍布了贪墨的官，各处的土豪，就都得法起来。那么，真不啻布百万虎狼于民间了。灵帝开西邸卖官，剌史守令，各有价目。尤其是直接败坏吏治的一件事情。
所以张角一呼，而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的人，同时响应。张角是巨鹿人，他自创一种妖教，名为“太平道”，分遣弟子“诳诱四方”，十余年间，众至数十万，他把这些人分做许多“方”，大方万余人，小者敷千。暗约一八四年灵帝中平元年三月五日同时起事。还没有到期，给自己同党的人告发了，张角就“驰敕诸方，一时俱起”，中外大震。这种初起的草寇，论兵力，究竟是不济事的。灵帝派皇甫嵩、朱儁等去讨伐，总算不多时就戡定了。然而从此之后，到处寇盗蜂起，都以“黄巾”为号。张角的兵，都是把黄布包着头的，所以人家称他为黄巾。郡县竟不能镇定。因为到处寇盗蜂起之故，把州刺史改做州牧，于是外权大重，就成为分裂的直接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