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注引《曹瞒传》说：魏武帝派华歆带兵进宫去收捕伏皇后。皇后关了门，躲在墙壁里。华歆打坏了门，把墙壁也毁掉，将皇后牵了出来。这时候，献帝正和御史大夫郗虑同坐。皇后走过他的面前，握着他的手道：“你不能救活我了么？”献帝说：“我的性命，亦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又对郗虑说：“郗公！天下有这样的事么？”这些话，一望而知其是附会之谈，做《后汉书》的人，却把它采入《伏皇后本纪》里。于是后来的人，以为它见在正史上，一定是可靠的，编纂历史的人，也都采取它，犹成为众所共信的事了。《曹瞒传》又说，伏完和他的宗族，死的有好几百个人。其实伏完是死在建安十四年的，离这时候已有五年了。即此一端，亦见得《曹瞒传》的不足信。
所以我说伏皇后的被杀，是一定另有政治上的阴谋的，不过其真相不传于后罢了。假定伏皇后的被杀，是别有阴谋，则魏武帝一身，既然关系大局的安危，自不得不为大局之故而将她扑灭。这正和带兵的不能因军中有一群人反对他而即去职，或自杀，置军队的安危于不顾一样。老实说：立君本来是为民的。如其本来的君主，因种种原因不能保护国家和人民，而另有一个能够如此，则废掉他而自立，原不算错，而且是合理的，因为这正是合于大多数人的幸福的呀！然而魏武帝当日，还始终不肯废汉自立，这又可见得他濡染于封建时代的道德很深，他对于汉朝，已经是过当的了。
后人诬枉魏武帝要篡汉的，是因为下列这几件不正确的记载：
其（一）《三国志·荀彧传》说：建安十七年，董昭等说魏武帝应该进爵为公，把这件事情和荀彧商量，荀彧说：“魏武帝本来是兴起义兵，以匡辅汉朝的，不宜如此。”魏武帝因此心不能平，荀彧就忧愁而死。荀彧死的明年，就是建安十八年，魏武帝就进爵为魏公了。这话也明是附会。魏武帝真要篡汉，怕荀彧什么？况且进爵为魏公，和篡汉有什么关系？他后来不还进爵为魏王么？
其（二）是建安二十四年，孙权要袭取荆州，《三国志》注引《魏略》说：他上书称臣，而且称说天命，说魏武帝该做皇帝。魏武帝把信给大家看，说“是儿欲踞吾着炉火上邪？”踞是放肆的行为。魏武帝比孙权，自然辈行在先，所以称他为是儿，就是说这个小孩子。炉火上是危险之处。他说：这个小孩子，要使得我放肆了而住在危险之处，这明明是不肯做皇帝的意思。《三国志》注又引《魏氏春秋》说：夏侯惇对魏武帝说：“从古以来，能够为民除害，为人民所归向的，就是人民之主。您的功劳和徳行都很大，该做皇帝，又有什么疑心呢？”魏武帝说：“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这正和他建安十五年的令引齐桓公、晋文公，周文王来比喻自己是一样，正见得他不肯篡汉。后来读史的人，反说他是开示他的儿子，使他篡汉，岂非梦呓？篡汉本来算不得什么罪名，前文业经说过了。
然而始终执守臣节，不肯篡汉，却不能不说是一种道徳。因为不论哪一种社会，总有一种道德条件，规定了各人所当守的分位的。这种条件合理与否，是一件事，人能遵守这条件与否，又是一件事。不论道德条件如何陈旧，如何不合理，遵守它的人，总是富于社会性的。所以遵守旧道德条件的人，我们只能说他知识不足，不能说他这个人不好。因为道德的本质，总是一样的呀！魏武帝的不肯有失臣节，我们看他己亥令之所言，勤勤恳恳，至于如此，就可见得他社会性的深厚了。
魏武帝的己亥令，还有可注意的两端：
其（一）是他怕兵多意盛，不敢多招兵，这正和后世的军阀务求扩充军队，以增长自己权力的相反。分裂时代的争斗，其祸源都是如此造成的。
其（二）他老老实实说：我现在不能离开兵权，怕因此而受祸，不得不为子孙之计。又老老实实承认：想使三个儿子受封，以为外援。这是历来的英雄，从没有如此坦白的。天下惟心地光明的人，说话能够坦白。遮遮掩掩，修饰得自己一无弊病的人，他的话就不可尽信了。现代的大人物，做自传的多了，我们正该用这种眼光去判别他。
《三国志·郭嘉传》说：嘉死之后，魏武帝去吊丧，异常哀痛，对荀攸等说：“你们诸位的年纪，都和我差不多，只有郭奉孝最小。我想天下平定之后，把事情交托给他，想不到他中年就死了。这真是命呀！”可见得他的本意，在于功成身退，后来不得抽身，实非初意，至于说他想做皇帝，或者想他的儿子做皇帝，那更是子虚乌有之谈了。人生在世，除掉极庸碌之辈，总有一个志愿。志愿而做到，就是成功，就是快乐。志愿而做不到，看似失败，然而自己的心力，业经尽了，也觉得无所愧怍，这也是快乐。志愿是各人不同的，似乎很难比较。然而其人物愈大，则其志愿愈大，其志愿愈大，则其为人的成分愈多，而自为的成分愈少，则是一定不移的。哪有盖世英雄，他的志愿，只为自己为子孙的道理？说这种话的人，正见得他自己是个小人，所以燕雀不知鸿鹄之志了。
封建时代，是有其黑暗面，也有其光明面的。其光明面安在呢？公忠体国的文臣，舍死忘生的武士，就是其代表。这两种美德，魏武帝和诸葛武侯，都是全备了的，他们都是文武全才。两汉之世，正是封建主义的尾声，得这两位大人物以结束封建时代，真是封建时代的光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