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顺奉命人伊犁与俄军商讨，俄军将领却避而不见，他白白等了十几天。后来俄军将领终于肯见面了，又推说此事应由土耳其斯坦总督考夫曼将军答复。金顺于是便要求去见考夫曼总督，但俄方推托说他军事繁忙，驻无定所。没有办法，金顺只得转交给考夫曼一封信，却迟迟没有回音。
其实，考夫曼早就接到了金顺的信，并立即向沙皇报告。沙皇为此还专门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研究对策。陆军大臣米留金认为，当初俄驻华公使对总理衙门许诺清军收复了乌鲁木齐、玛纳斯等城后就交还伊犁是个错误，应主张死不认账。而财政大臣则不同意现在与中国闹僵，因为当时俄国正与土耳其交战，财政非常紧张，无力再辟战场。他认为应更多从商务与外交的角度考虑问题，可以把伊犁交还中国，以换取优厚的商业权利。最后会议确定，伊犁不能轻易还给中国，要让中国人费尽周折，或许最后中国人会知难而退。
结果可想而知，金顺交涉了三个多月，最后考夫曼答复他外交之事应当与俄驻华公使交涉。
总理衙门其实一直在与俄驻华公使布策交涉，他先是说这事要直接与考夫曼总督交涉，现在考夫曼又推给了他，他无可再推，便说要请示沙皇，结果这一请示又是一个多月。恭亲王亲自去与布策交涉，布策又提出几个中俄边界案件必须处理清楚后才可谈交还伊犁的事，可他所提的几个案子早就调查处理过了。恭亲王绞尽脑汁，也毫无办法。
这时候左宗棠上了一个折子，说军人眼里只有开疆拓土，所以与考夫曼将军交涉伊犁问题难有结果；驻外公使专以耍弄手段为能事，文过饰非，卖弄口才是其通病，所以与驻华公使交涉也不会有什么结果。要讨还伊犁，非派大员直接去俄国不可。俄国是大国，肯定不会自食其言，其国主也不会自失体面。依臣看来，考夫曼和布策的种种刁难，也许并非是俄国国主之意，十有八九是他们自作主张。
这观点正好与恭亲王不谋而合，所以他第一时间就上奏了这件事。伊犁问题错综复杂，慈禧觉得再这么拖下去也不是办法，也同意派人去俄国。
“派谁去呢？”慈禧问道。
“前驻英公使郭嵩焘堪当此任。”恭亲王回道。
“收复新疆咱们靠汉臣，如今不过是把伊犁要回来，这么点事咱满人也办不成吗？难道我们真没人了吗？”慈禧一口回绝。
宝鎏沉思了片刻道：“奴才举荐礼部左侍郎崇厚，当年天津教案时他任三口通商大臣，亲自去法国办过交涉，也算是通洋务的人才，让他去俄国比较合适。”
所谓崇厚通洋务，不过就是当年天津教案后，法国要求中国必须派官员前往巴黎当面道歉，崇厚就是这个道歉的官员，要说到外交的经验，其实他基本没有。
“我看崇厚可以，就让他去吧！当年去巴黎道歉，那么难的一件差事他也办得很得体，也实属不易。至于随行人选嘛，你们呈上个单子来就是了。”
听说朝廷要派崇厚赴俄谈判，翰林院侍讲张之洞于是上奏道，崇厚此行关键是收复伊犁，同时勘定中俄西部边界，他应该身历西陲，了解边塞及伊犁实情，并与左宗棠商议。如果他对西陲一无所知，心中无底，少不了对俄人一味迁就，这岂不是贻害无穷？所以他应当先赴新疆，再人俄国。
朝廷把折子转给崇厚，让他斟酌。崇厚无从斟酌，就去天津向李鸿章请教。李鸿章见了奏折之后大摇其头道：“张孝达这纯属书生之见，纸上谈兵，此路断不可通。其一，左帅向来主战，不知通融，他的意见你要是听，那谈判就根本不可能成功；你要是不听，他定会把你骂得狗血淋头。所以，你还是不去见他为好。其二，西行万里，何日才能到西陲？从新疆赴俄并无通衢大道，难觅向导，耗费时日不说，路上安全何以保障？”
崇厚闻之心悦诚服，连连拱手道：“中堂之言真是醍醐灌顶，我这就走水路，从上海乘轮船赴俄国。”
“如此甚好，走水路乘洋轮，不但无跋涉之苦，而且安全无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