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6]不满的议论首先来自苏轼的门下，参考王水照《论“苏门”的词评和词作》，《苏轼论稿》，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
[987]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五，中华书局，1979年。
[988]陆游《跋东坡七夕词后》，《陆游集·渭南文集》卷二十八，中华书局，1976年。
[989]蔡絛《铁围山丛谈》卷四，中华书局，1983年。
[990]俞文豹《吹剑录全编·吹剑三录》。所论秦词为《水龙吟》的首二句，见《淮海居士长短句》卷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991]《东坡乐府》卷一。
[992]《本事诗·征异第五》的第一则，《历代诗话》本。
[993]欧阳修《苏氏四六》，《欧阳文忠公集》卷一百三十。
[994]杨万里《诚斋诗话》，《历代诗话》本。按：此段记事有较多错误。徽猷阁为哲宗之阁，建于徽宗大观二年；神宗阁名显谟，建于哲宗元符元年，告庙文都不可能由苏轼来写。今检所引文句在苏轼《沿路赐奉安神宗御容礼仪使吕大防银合茶药诏》，见《苏轼文集》卷四十，作于元祐二年，原文为：“於赫神考，如日在天。虽光明无所不照，而躔次必有所舍。”又，王明清《挥麈录余话》卷一“东坡入翰林被旨”条亦记此事。
[995]《苏轼文集》卷十九、卷二十一、卷六十二、卷六十三。
[996]《苏轼文集》卷六十三。
[997]洪迈《容斋随笔》卷四“二疏赞”条。《二疏图赞》见《苏轼文集》卷二十一。
[998]“新古文”之说，见陈寅恪《论韩愈》：“退之发起光大唐代古文运动，卒开赵宋新儒学、新古文之文化运动。”《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296页。
[999]陈师道《后山诗话》：“苏子瞻云：‘子美之诗、退之之文、鲁公之书，皆集大成者也。’”《历代诗话》本。
[1000]蒋湘南《与田叔子论古文第二书》，《七经楼文钞》卷四，资益馆1920年排印本。
[1001]就苏轼本人的艺术造诣讲，早期所作的论、策未必是成熟的；但就历史上新古文的形成过程看，则其早年的论、策作为新古文已是成熟的了。为什么苏轼一起笔就能写出成熟的新古文？一是因为他的创作起点不甚早，写作《进论》《进策》时已经成年；二是因为欧阳修变文格、倡导新文风在前，又有老苏的家教；三是蜀中自具的古文传统，也能被他继承发展。种种因素，使苏轼的古文创作不必经历“仿汉”的阶段。
[1002]秦观《韩愈论》，《淮海集笺注》卷二十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
[1003]如王安石。黄庭坚《书王元之〈竹楼记〉后》：“荆公评文章，常先体制，而后文之工拙。盖尝观苏子瞻《醉白堂记》，戏曰：‘文词虽极工，然不是《醉白堂记》，乃是《韩白优劣论》耳。’”见《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二十六。
[1004]“破体”，见李商隐《韩碑》诗称韩愈“文成破体书在纸”，此为唐人常语，参钱锺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86年，890页。南宋曾季貍称苏轼：“东坡之文妙天下，然皆非本色，与其他文人之文、诗人之诗不同……然皆自极其妙。”见《艇斋诗话》《历代诗话续编》本。这是肯定苏轼的“破体”为文。关于宋代尊体、破体之议论与创作的情况，详王水照《文体丕变与宋代文学新貌》，《中国文学研究》1996年，第四期。
[1005]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苏辙集·栾城后集》卷二十二。
[1006]苏辙《龙川略志》卷一“烧金方术不可授人”条，上海书店，1990年影印《宋人小说》本。
[1007]苏轼《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苏轼文集》卷十一。
[1008]苏辙《闻诸子欲再质卞氏宅》《葺东斋》，《苏辙集·栾城后集》卷三。又《初筑南斋》《初成遗老斋待月轩藏书室三首》《方筑西轩穿地得怪石》，《苏辙集·栾城三集》卷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