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近年开始出现研究“蜀学”的专著，如巴蜀书社1997年出版的《宋代蜀学研究》等，是可喜的现象。
[2]褚人获《坚瓠九集》卷一引董遐周语，《笔记小说大观》第二辑。
[3]陈寅恪《论韩愈》，《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4]陈寅恪《赠蒋秉南序》，《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5]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1卷，中华书局，1992年。
[6]宫崎市定《东洋的近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1卷。
[7]王国维《宋代之金石学》，《静安文集续编》，《王国维遗书》第5册，上海书店，1983年影印本。
[8]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9]邓广铭《谈谈有关宋史研究的几个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2期。
[10]朱熹《楚辞集注》附《后语》卷六《服胡麻赋》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影印宋端平本。
[11]傅乐成《唐型文化和宋型文化》，《国立编译馆馆刊》第1卷第4期。
[12]罗联添《从两个观点试释唐宋文化精神差异》，《唐代文学论集》，学生书局，1980年。
[13]冯天瑜等《中国文化史》下编第7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
[14]王水照主编《宋代文学通论·导言》，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
[15]《欧阳文忠公集》卷一百三十七，《四部丛刊》本。
[16]王十朋《梅溪文集·前集》卷十四，《四部丛刊》本。
[17]任渊《山谷诗集注》卷首，《四部备要》本。
[18]脱脱等《宋史》卷二百二，中华书局，1985年。
[19]方孝孺《谈诗五首》之二，《逊志斋集》卷二十四，《四部丛刊》本。
[20]《欧阳文忠公集》卷五十九。
[21]苏轼《王元之画像赞》，《苏轼文集》卷二十一，中华书局，1986年。
[22]苏轼《祭欧阳文忠公文》，《苏轼文集》卷六十三。
[23]苏轼《六一居士集叙》同上，卷十。
[24]宋代虽然仍有荫子制度，但荫官级别很低，只享有照顾的待遇，不能继承权力，除非他自己有能耐爬上同父辈一样高的官位。不过，由于教育和社会关系等各方面的优越条件，宋代数世显宦的家庭还是不少的，但制度上没有给予世袭权。
[25]张希清《北宋贡举登科人数考》，北京大学《国学研究》第2卷。
[26]陈义彦《从布衣入仕情形分析北宋布衣阶层的社会流动》，《思与言》第9卷第4期，1977年11月。
[27]参看欧阳修《朋党论》，《欧阳文忠公集》卷十七。
[28]见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八，中华书局，1979年。按：“马光”指司马光，两人于熙宁二年十一月给宋神宗讲经时发生争论，由神宗打圆场告终，详情见司马光《手录》“吕惠卿讲咸有一德录”条，《增广司马温公全集》卷一，日本汲古书院，1993年。韩琦在熙宁三年二月上疏反对青苗法，后被“制置三司条例司”逐条批驳，颁之天下。其批驳，史或载王安石自为之，或云曾布所为，详见《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吕惠卿“廷辩”，当亦指此。
[29]事见陆游《家世旧闻》卷上，中华书局，1993年。
[30]欧阳修《新唐书·礼乐志序》，中华书局，1975年。
[31]欧阳修《本论》，《欧阳文忠公集》卷五十九。
[32]欧阳修《论包拯除三司使上书》同上，卷一百十一。
[33]苏轼《上神宗皇帝书》，《苏轼文集》卷二十五。
[34]苏轼《上神宗皇帝书》，《苏轼文集》卷二十五。
[35]苏轼《六一居士集叙》，《苏轼文集》卷十。
[36]王安石《上皇帝万言书》，《王文公文集》卷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