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学”一名，含义有多种。吕陶《府学经史阁落成记》云：“蜀学之盈，冠天下而垂无穷者，其具有三：一曰文翁之石室，二曰周公之礼殿，三曰石壁之九经。”[381]此“蜀学”盖指蜀地之学术。黄宗羲《宋元学案》的全祖望补本，有《苏氏蜀学略》，以三苏为主干，附以学友、门生多人，大致相当于现代说的“学派”。以“蜀学”为名，是因为三苏乃蜀人的缘故。不过，其所录如家安国兄弟，只是苏轼少年时的同学，交情虽厚，至于学术观点如何，则难以考知。故《苏氏蜀学略》虽然大致相当于一个学术流派的梗概，但与其他许多“学案”一样，重于人物交往关系，而忽于学术观点之甄别，与其说是学术流派，倒不如说是学人团体，而且其中许多师弟关系，只是名义上的，未必皆有学术观点的授受，或者即使有所授受，而主旨仍不相同。此种“蜀学”概念，所指盖为以三苏为中心的学人团体。从哲学史上讲“蜀学”，则当与“新学”、“洛学”、“关学”等并列，指一种哲学理论体系，它的成熟的表现形式，就是苏轼哲学。在这个意义上，所谓“蜀学”也可称为“苏学”，亦即苏轼的哲学理论体系。它既与“新学”等并列，说明它是与王安石、程颐、张载等人的学说有所异趣，自具特色的一家之学。
1.疑经、辨孟、非韩思潮中的一家之学
自中唐韩愈、柳宗元领导儒学复古运动，并以“古文”写作哲学论文（“文以载道”）以后，尤其是这个运动的宣言书——韩愈的《原道》一文发表以来，中国历史上的儒学的形态，由汉唐经学向着宋明道学转折，“道”成为最高的哲学概念。到了宋代，有的哲学家从宇宙的原始物质“气”的运行中探索“道”（如张载哲学），有的从人类社会的实际运作中追求“道”（如浙东事功学派），有的以世界的终极“理”体为“道”（如程朱理学），有的则以人“心”的本真状态为“道”（如陆氏心学），形成了道学的几个流派。但在这几个宗旨明确的流派形成之前或同时，还有许多儒家学者各自形成和发表了他们的道学学说（如《宋元学案》中所列的许多“学案”即是），其理论形态或者不如以上几个流派那样纯粹、明确、成熟，不同程度上显出“杂”的特点。然而，这种“杂”也未必是缺点，一方面，它可作“先驱”看待，另一方面，由于“杂”而或者更具博大、兼容，更贴近社会实际与现实人生之优点，对于有宋一朝的当代历史所起的实际影响更为巨大、深刻（如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苏轼及李纲、楼钥、文天祥等人的学说）。可是，我们讲宋代道学的历史，却经常将之忽略，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
宋代哲学界的学派林立，人自为说，虽给人一种吵闹不休的印象，但对学术争鸣极为有益。粗看起来，似是儒学独行，比唐代三教并重显得单调，细察之下，其内容实在丰富得多，比先秦时代的“百家争鸣”，所争尤为深细。这种学术争鸣，大抵在庆历以前，尚嫌寥落，似乎只有柳开、王禹偁几人孤军奋起，官方的馆阁、学校中坐拥皋比的学者，仍沿袭汉唐经学的旧辙。至庆历以后，则风气大开，士人探讨哲学问题的热情空前地高涨起来，学者多摒弃传统的经学，循韩愈所倡导的儒学复古运动的治学途径，而更有发展，力图自成一家之学。今概括北宋中期的学术思潮，有疑经、辨孟、非韩三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