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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里讲的苏轼“政论”，是指他实际面对王安石变法这一政治事件以前，所发表过的政治主张。主要的内容是嘉祐六年（1061年）应制科前完成的《进策》和嘉祐八年在凤翔任上所作的《思治论》[706]。写下这些政论时，苏轼才二十几岁，但由于苏洵给了他别人难以比拟的教养，或者也因为他特别颖悟，故而这些政论已体现出很高的水平，不可轻视。在即将到来的关于“新法”的争论中，比王安石、司马光年轻了二十来岁的他，其议论已能厕于二公之间，不必依人门户。即便是对他颇曾诋抑的王安石，也承认苏轼有自己的“学术”（只是“不正”或与他“素异”罢了），并不是附和着司马光学舌帮腔而已，他甚至还认为苏轼是司马光的谋主，所以尤要认真对付，极力阻止其升迁，而且不择手段迫其离京。从苏轼在王安石心目中的分量，也可以想见苏轼早年的议论已有相当的力度了。

积学深，见理明，议事切，规模远，才会有力度。除了苏洵的影响外，苏轼早年的政论当然也是时代思潮激**下的产物。仁宗的四十二年“太平”，不但在王安石看来是“积贫积弱”的过程，其吏治的媮懒、财政的濒临破产、禁军的庞大而无用等诸多严重问题，是有目共睹的。与王安石同时，关注着这些问题并思考着改革办法的人并不少，因为自范仲淹、欧阳修振起士风后，一代士人都能感受迫切的忧患和改造政治的责任了。这种忧患感和责任感，在那些后来反对“新法”的官员如司马光的身上，曾经表现得与王安石一样地深切。刘安世回忆说：

天下之法，未有无弊者。祖宗以来，以忠厚仁慈治天下，至于嘉祐末年，天下之事似乎舒缓，萎靡不振。当时士大夫亦自厌之，多有文字论列。[707]

这个回忆大致道出了实情，但出于旧党的立场，说得有点轻描淡写的味道。实际上，士大夫中间要求革新政治、洗刷弊端的呼声，自范仲淹以来是弥漫着朝野上下的。到仁宗末、神宗初，可说是群情激昂，王安石和司马光无疑都处在这样的时代性的激昂之中，甚至他们关于“新法”的争论，也是这激昂的产物。苏轼虽比他们年轻得多，但也面对着同样的社会问题，受着时代思潮的激**，在政治责任感的驱迫下写出他的政论。

《进策》是一组很系统地阐述苏轼的治国之策的政论文，包括《策略》五篇、《策别》十七篇、《策断》三篇，共二十五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