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并不反对“削藩”，但他对晁错的鲁莽行为很不以为然。封建制虽然不合“理”，但此现状的产生自有其“势”的原因，不能逆“势”而行。他提出的两个办法，都是因“势”而设计的：一是利用君臣名分，召吴王刘濞入朝，夺其实权，若吴王不入朝，便可名正言顺地讨伐他；二是分遣使者到各诸侯国，要他们出兵共伐吴，即便他们不发兵，也会因出于疑惧而不至于助吴同反，导致严重的后果。我们知道，在历史上，真正解决侯国问题的是后来的“推恩令”，即允许侯国之君再分封给他的子孙，使侯国内部分剖，中央便容易控制各个势力弱小的单位，易为郡县。这也是因“势”设法的。可见，反“理”而行固然最终要失败，但合“理”的计划要获得成功的保证，亦必须深察形势，因“势”设策，否则也难免招来祸患，付出重大代价。“理”与“势”在这里似乎对立了起来，因为“理”更具普遍意义，是一种关于完善的理想，而“势”则具体地表现于历史的动态运行中，表现于各种矛盾的力量消长之中，从而更具现实性。所以，“理”与“势”之间既有理想与现实的对立方面，又有普遍与具体的统一方面。有效的行为，须是导“势”以入“理”的。——这是“理”与“势”的关系。不言而喻，在具体剖析历史事件时，“势”更值得关注。
“势”是一个很古老的术语，战国诸子如孟子、荀子、韩非子都爱用这个字。汉人的训诂学中，“势”多训为“力”，如：《易·坤卦》“地势坤”，虞翻注“势，力也”[648]；《淮南子·修务篇》“各有其自然之势”，高诱训“势，力也”等等。把“势”训为“力”，应该是不错的，但这两条语例都仅指自然形成的“力”，《说文解字》释“势”为“盛权力也”，则已引申为社会性的权力，至如马王堆帛书中大量的有关**的术语“势”，则指男性的性能力，但这个义项只在一定的专业文献上被承用。所以“势，力也”应包括自然的、社会的或生理上的“力”，而以前两项为主。“势”的这种“力”，可以体现于主观上，如某种情状的许多次反复后给人的心理造成某个定势，予人的行为以影响力；但一般讲“势”，是体现于具体事物的关系中的客观的“力”，它不能孤独地存在，而必须依托于事物，故常称“体势”、“形势”等，其使用的领域也广及自然科学、社会学、军事学、历史学及书法、绘画、文学等，成为各领域共通的批评术语。苏轼有《形势不如德论》一文，概括“形势之说有二”，曰“有以人为形势者”，“有以地为形势者”，他分别举了一个例子，前者如三代之分封诸侯以合成“君臣之势”，后者如秦汉之建都关中，以形成内固外临之“势”[649]。当然，这二者都不能救其亡，故“形势”终不如“道德”之为根本，但“形势”亦不可忽视。
在关于“形势”的问题上，苏轼有一篇名文，即《志林》十三篇中的《论周东迁》一文。周平王东迁于洛，西周结束，东周开始，从此进入春秋、战国之乱世。苏轼认为，这一乱而不可复收，是迁都之故：“自平王至于亡，非有大无道者也。髭王之神圣，诸侯服享，然终以不振，则东迁之故也。”他说，假如平王“定不迁之计，收丰镐之遗民，而修文、武、成、康之政，以形势临东诸侯，齐、晋虽强，未敢贰也，而秦何自霸哉”，而一旦迁都，则“形势”尽失，虽没有“大无道”之君，也不能复振。所以，“周之失计，未有如东迁之缪者也”。在这里，所谓“形势”乃综合地利、人和而言，在一般讲“有道则兴，无道则亡”的儒生常谈之外，苏轼突出了“形势”之得失为成败攸关之大事，而迁都与否则直接导致“形势”之得失。他打了一个比方来说明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