朕思还淳返朴，示天下以质素。如闻游手堕业，此类极多。时稍不丰，便致饥馑。其异色绫锦，并花闲裙衣等，靡费既广，俱害女工。天后我之匹敌，常著七破间裙，岂不知更有靡丽服饰，务遵节俭也。其紫服赤衣，闾阎公然服用，兼商贾富人，厚葬越礼，卿可严加捉搦，勿使更然。
其中“天后我之匹敌，常著七破间裙，岂不知更有靡丽服饰，务遵节俭也”等句，显示出高宗对武后的带头支持之举，深感满意。不过，武后并不满足于只做一个讨好献媚的高级秘书和办事员，而是抓紧一切机会扩充自己的影响，培植私人势力。这一过程，既与高宗的身体健康有直接关系，又受制于政局的演变程度。
经过大唐三代领导人的努力，唐帝国律令完善，社会稳定，疆域空前辽阔。继苏定方灭亡百济、刘仁轨大败倭人之后，八十岁的老将李勣于总章元年（668年）攻克平壤，高句丽完全灭亡，唐代的疆域至此达到了极盛。高句丽倔强异常，屡次挑衅中原，终于在高宗手中**平，自然不免又歌舞升平、庆贺一番。然而表面上的盛极一时下潜伏着种种危机，未能引起在上者的警觉，导致不久后国势出现逆转。
（一）府兵制的崩溃。因府兵待遇下降，士兵逃亡不断，军队士气低落。在刘仁轨带兵经略百济之时便已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点，惜乎未能引起高宗的重视。之后府兵逃亡现象更加普遍，朝廷被迫颁布严令，逃亡军士的家眷将作为罪犯没入宫中，可见情况的严重性。仁孝的太子弘曾以该规定太过严苛为由表请皇帝废除。
（二）军纪涣散，吏治松弛。太宗时代很重视对于军纪的维护和对被征服民族的怀柔，侯君集立下灭高昌这样的大功，也曾因为纵兵劫掠而入狱。及至高宗时代，唐军被对外征服中的长胜战绩冲昏头脑，朝廷也重才胜过重德，只要打了胜仗，一切好商量。在这样风气的影响下，原本持身甚正的苏定方到了辽东战场上也像换了个人，百济破时，白骨盈野，十不存一，令刘仁轨对他颇有不满。
（三）重征服而轻治理，对占领区经营不够。高宗时主要继承了太宗时代的对外政策，绝少派兵长期在外戍边，只是依靠强大的国力威慑四夷。太宗鉴于初唐时人丁凋零、国力未复，不愿在边事上花费太多，但对于高昌这样地理位置重要的降国仍然采用置为州县直接管理的方式。高宗朝大多采取羁縻的方式，高宗大约存了与父亲一较长短的心思，一味开疆拓土，边将神勇，却不在乎挑选持重老成的边官，帝国疆域在短时间内滚雪球似的越来越大，相应的治理和经营并未跟上，加之没有军队长期驻扎，一旦事变很容易导致当地民族的反叛。
苏定方、李勣等名将的相继谢世，军队也面临新老换届的情况。为唐军长胜不败战绩所遮掩的这种种危机，并未得到妥善解决，终于在大非川唐蕃之战后浮出水面，动摇了不可一世的唐帝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