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七三二年，我首次出版了我写的那本名叫《理查·桑德斯》的年鉴，并连续出版了二十五年，人们一般称它为《穷理查年鉴》。在编写此书时，我尽力使内容实用且有趣，因此广受读者的喜爱。这本书十分畅销，每年能卖出一万册，我也因此获得了丰厚的报酬。当时很多人都读此书，本州内几乎人手一本，而且他们几乎只买这一本书。我认为这是指导人们的一种十分实用的方法。因此，我在节日和其他重要日子之间的空白处写上箴言，内容主要是教育人们培养勤勉和节俭的美德，并将其当作发家致富的手段。要一个穷困之人总保持诚实是一件困难的事，用年鉴中的箴言来说，就是“空袋子难以站直”。
这些箴言包含了古今世界各个民族的智慧，我将它们收集起来编撰在一起，附在一七五七年的卷首，就像一个智慧老人对着参加拍卖会的人发表演说。将分散的箴言集中起来能让人印象深刻，因此，箴言得到了广泛的赞赏，并陆续在欧洲大陆各国的报纸上转载。在英国，人们把箴言印在一张大纸上贴在家里的墙壁上；在法国有两种译本，教士和绅士们竞相购买，然后免费赠送给贫穷的教友和佃农。由于该书劝导人们不要把钱浪费在购买外国的奢侈消费品上，没想到在宾夕法尼亚州发行几年后，该州市场上流通的钱币竟然有所增加。对此，人们相信本书有着一定的功劳。
我还把报纸当作教育人们的一种工具。为此，我的报纸上常转载《观察者》和其他关于道德方面的文章摘要，有时也会刊登我自己写的一些东西，这些东西本来都是为“君托社”的讨论而写的。记得有一篇是采用苏格拉底的对话体写成的，用以证明一个邪恶之人，无论他的才能有多高，也无法成为通情达理、明辨是非的智者。还有一篇是关于自我克制的论述，用来指出一个有道德的人不仅要通过实践将道德培养成习惯，还要摆脱与之相反的任何邪念，只有这样，道德才能得到巩固，贯彻始终。这些文章大概刊登在一七三五年年初的报纸上。
在办报的过程中，我尽量避免刊登那些有诽谤和攻击意味的文章，因为这些文章近年来屡屡出现在各个报纸上，实在有损国家的尊严。当作者要求我刊登这类文章时，他们总是找种种借口，说报纸就是一辆公共马车，谁出得起钱谁就有权得到一席之地。而我则这样回答，如果他肯出钱，那么我可以为他印成单行本，由他定印数和发行，而我坚决不承担诽谤他人的责任。我曾向订户们保证，要始终为他们提供既有用又有趣的文章，因此，我决不允许我办的报纸上出现私人的恶意争吵、中伤的文章，这对订户不公平。
眼下，许多报商为了自己的利益毫无顾忌，允许某些人的恶毒用心，刊登造谣中伤的文章，对我们中最优秀的人进行恶意攻击，从而达到挑拨离间，引起斗殴的目的；更有甚者，十分不谨慎地刊登文章，对邻邦政府进行谩骂攻击，有的还针对我们的盟国，这导致的后果不堪设想。我提到这些，是为了给那些年轻的办报人提个醒，应当坚决杜绝这类行为，不要做那些不光彩的事，玷污出版业，让报业蒙羞。希望他们从我的事例中明白，整体来说，像我这样做并不会有损自身的利益。
一七三三年，我派了一名工人到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去，那里需要一家印刷店，我给了他一台印刷机和一套铅字，并跟他签了一份合伙经营的协议。根据合同，我负责三分之一的费用，并抽取三分之一的盈利。这个工人有见地，人也诚实，只是对记账一无所知，有时候，他给我寄来了汇款，却忘了给我账单，这让我始终搞不清楚我们合伙经营的状况。直到他去世后，印刷店由他的妻子接管，经营才步入了正轨。这个女人生于荷兰，听说那里的公共教育包括会计知识，她不仅给我寄来清楚明了的经营状况报告，而且以后的每个季度都定期给我寄来精确的收支报告。在她的经营下，印刷店的业务蒸蒸日上，她不但成功地将孩子们抚养成人，而且在合伙期满后，还买下了我的印刷店，等儿子能独立经营后便交由儿子打理。
我提起这个故事，是想给年轻的女性们一个忠告，即接受这方面的教育有多重要。万一有一天守了寡，这门知识无论对她自己还是对孩子来说，都比唱歌跳舞有用得多，不但可以避免被奸诈之人欺骗，还可以靠着已建立起来的商业联系继续经营，直到儿子长大成人有能力继承和掌管事业，继续发家致富。
一七三四年，从爱尔兰来了一位年轻的长老会传教士，名叫海姆菲尔，他声音洪亮，布道时经常自由发挥，演说十分精彩，将其他教派的人也成批地吸引了来，因此颇受人尊敬。我也是他忠实的听众之一，他讲的布道很少有教条的束缚，而是劝人如何行善，或按照宗教来解释何谓善事，这让我能听得进去。不过，我们这里的长老会却自命正宗，不赞成他的传道，那些老派的牧师更是联合起来，在宗教会议上控告他宣扬异端邪说，以禁止他传道。我成了他热烈的支持者，而且尽我最大的能力将所有支持他的人联合起来，为他而战，并一度有望获胜。我们双方展开的是笔战，尽管这位传教士口才很好，但笔头功夫却有所欠缺，因此我为他执笔，写了几本小册子，有一篇文章发表在一七三五年的《公报》上。这种小册子和当时其他有关争论的小册子一样，虽然一时间引来不少读者，但很快就过时，再无人问津，因此恐怕已经找不出一本来了。
就在双方激烈地竞争时，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让这位年轻牧师的事业遭到了极大的打击。原来，在对立阵营中，有个人听了牧师讲的一篇饱受赞誉的报道后，觉得好像在什么地方读过，或者至少是曾经读过一部分，于是他精心查找，最后在英国的评论上找到了出处，引自福斯特的谈话集。这一发现，使得我们阵营中的一些人开始厌恶这位年轻的牧师，于是不再支持他，这让我们在这场论战中很快就败下阵来。但我始终支持他，我宁愿听他从别人那里照搬而来的优秀的布道，也不愿听一个人自创的毫无益处的布道。后来，他坦言他所讲的布道没有一篇是自己写的，因为他有过目不忘的能力。这场论战失败后，他便转移到别的地方去碰运气了，我也离开了这个教会。之后许多年，尽管我照常捐资支持教会的牧师，但再也不会参加教会的活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