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将这项公共事业发起人的荣誉给了我，其实这项殊荣应该给克利夫顿先生，我不过是照他的样子，在改变路灯的形状方面提供了一些意见。我们的路灯在形状上与之前从伦敦购买的灯有所不同。伦敦那种球形灯存在种种不便：灯的下面不通空气，一旦灯内进了烟雾也无法从上面排出，只能在灯罩内打转，最后吸附在灯罩壁上，很快就让灯光变得暗淡。这样，你就必须每天擦拭灯罩，擦拭的过程中难免碰坏，如此一来，整个灯罩就成了摆设。因此，我建议灯罩由四面平板玻璃拼成，上面装上长烟筒以便排出烟雾，下面留下缝隙用来通气，促使烟雾上升。这样一改进，灯罩就能保持干净，不会出现像伦敦那样照不了多久就暗淡下来的情况。我们的路灯彻夜长明，就算偶尔碰坏一块，也不过是换一块玻璃那么简单。
我有时会感到十分纳闷，伦敦沃克斯霍尔街区的球形灯下面有一个小孔，因此能够有效地保持灯的清洁，伦敦人为何不能从这一点受到启发，在他们的路灯上也开个底孔呢？不过，这些小孔其实另有用途，他们将一条麻线穿过这些洞，使得火焰能够迅速通过灯芯。除此之外，他们没有想到这个可以起到流通空气的作用，这就使得伦敦街道上的灯在点燃几个小时后就会变得十分暗淡。
这个小小的改良让我想起了一桩往事，即我在伦敦时，曾向福瑟吉尔博士建议过一件事。福瑟吉尔博士是我认识的人当中最为杰出的一个，他是一位公益计划的卓越倡导者。我见过伦敦的街道在晴天时从不打扫，灰土积少成多，到了雨天，石砖路也就变成了泥浆路，行人寸步难行。几天后，泥浆越积越多，越来越厚，只有穷人会用扫帚扫出一条小道来，其他街道仍旧不可通行。最后，实在没办法了，人们才会花费很大的力气将泥土铲起来装进马车里运走。走在凹凸不平的道路上，车上的泥土又会从两边纷纷落下，令人很是恼火。那么到底为什么不清扫街面呢？原来是街道的商铺和住户怕扬起的灰尘飘进自己的店里和家中。
其实，清扫街道未必需要很长时间，我也是通过一件偶然发生的事才知道的。一天早晨，我在克莱文大街的寓所门口，发现一位穷妇人拿着一把桦树枝做的扫帚清扫街道，她看上去苍白、羸弱，像大病初愈一般。我上前问她，是谁雇她在那里清扫的，她回答：“没有人雇我，因为我很穷，在富人家门前扫地，是希望他们能施舍给我些什么。”于是，我让她把整条街清扫一遍，然后付给她一先令。当时是九点整，到了十二点，她便来向我要钱了。我当时有些怀疑她是否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这项工作，因为我看她开始干活时动作很慢。我便派了一位仆人前去检查，仆人回来向我报告说整条街清扫得十分干净，所有灰尘都堆放在街中央的阴沟中，下次下雨就会被冲走。这样一来，不管街道还是阴沟都会变干净。
那时我就在想，既然一个年老体弱的妇人只花三小时就能清理完一条街道，那么一个正当壮年的男人大概能在一个半小时内完成这项工作。这里我要补充说明一点：在那条狭窄的街上，中间一条沟要比街两边各有一条沟便利许多。因为在雨天，街面上的雨水会从两边汇集到路中央，然后形成一股强大的水流，把留在阴沟的泥土冲刷干净；但如果分成两条沟，那么汇集的水量就不足以冲刷泥土了，只能使泥土变成泥浆。这样，车轮和马蹄就会将泥浆带到人行道上，弄得满地肮脏湿滑，有时泥浆还会溅到行人的身上。
这些情形让我向那位仁慈的博士提出以下建议：“为了更有效地清扫街道，保持伦敦和威斯特敏斯街道的干净，我建议雇用一批清洁工人，同他们签订合同，让他们在晴天清扫街道上的泥土，雨天将积土刮掉，每人可以承包几条街道和附近的小巷。可以提供扫帚和其他工具给他们，让他们将这些东西放在固定地段妥善保管，以便给穷苦人使用。
“在干旱的季节，清扫工作应该在商店和住户开门之前完成，然后每隔一段距离便将清扫出来的垃圾堆起来，最后再由清洁工装车运走。泥土堆积起来后，应该避免车轮和马蹄碾踏，以防止再次使泥土四处飞溅。配置的清洁车不应该是那种高高地放在车轮上的马车，应该是放置于低矮的滑轴上的车。滑轴的底盘应该做成格子状，上面铺上一层稻草，这样泥水就可以透过稻草渗透下去，而泥土仍然保留在车上，另一方面也大大减轻了车身的负重，因为泥土的主要成分水已经渗下去了。马车应该在离泥土堆积之处较远的地方放置，先用手推车将泥土送到马车那里，等泥土沥干水分之后再由马车运走。”
这条建议的后半部，不知道是否具有可行性，因为有的车道很窄，要找一个不碍事的位置来停放沥水车，实在有些困难。但我认为建议的前半部分还是可行的，即要求在商店开门之前将垃圾清理干净，这在夏季是行得通的，因为夏季的天很早就亮了。记得有一次，我在早晨七点钟沿着河滨街和舰队街散步，那时太阳已经出来三个小时了，天色已经大亮，却没有一家商店开门营业。伦敦的居民宁愿点着灯干活，也要在日光下睡大觉，还抱怨蜡烛税太高，油烛价格太贵，听起来真是荒唐可笑。
有人大概认为这些琐事不劳费心，但是一旦起风，那些灰尘就会吹进人们的眼中和商店里。如果这还算微不足道的小事，那么在人口众多的城市里发生同样的事情，而且屡次出现，那这件事就显得意义非凡了。这时，他们若再去指责那些总拿小事做文章的人就显得过分了。人类的幸福，并不在那些千百年难遇一次的大事件上，而是由每天日常生活中点滴的利益积累而成的。
如果你能教一个贫穷的人学会自己修面，并把剃刀妥善保管好，这比送他一千个畿尼更能让他幸福。因为你给他的那些钱，转眼间就会花完，而剩下的只能是对冲动花钱的懊悔。但如果他自己学会了刮胡子，那么不但可以省下请理发师修面的费用，而且可以省下等待修面的时间，同时还避免接触到理发师那脏兮兮的手、令人难以容忍的喘息声以及迟钝的刀片。他可以在自己家中，选择任何方便的时候刮胡子，不受时间限制，更能享受用锋利的剃刀刮胡子的乐趣。
我正是怀着这样的感情，有些冒昧地提出了以上建议，目的是给这座城市的建设带去些许有益的启发。我热爱这座城市，在这里愉快而幸福地生活了许多年，我还希望这些启发对美洲的其他城市也有用。
美洲邮政局局长曾一度聘请我做审计员，审查几个分局并调查一些邮政职员。这位局长于一七五三年去世，之后，我和威廉·亨特先生共同继任了这个职位，是由英国邮政总局局长发来的任命书。在这之前，美洲邮政局从来没有向英国邮政总局缴纳过钱物，假如我们能为邮政局多盈利六百镑，那么这笔钱就可以被我们两个人平分。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很有必要大刀阔斧地进行一番改革。当然，在一开始，这些改革是不可避免地要花些钱的，所以在头四年，我们为邮政局投入了九百多镑，但不久之后，我们便得到了补偿。后来，我被一位任性的大臣撤了职。在撤职之前，我们上缴给英国国王的纯利润相当于爱尔兰邮局的三倍，但自从我被随意撤职以后，他们就再也没拿到过一文钱了。
由于邮局方面的事务，让我有机会去了一趟新英格兰。在那里，剑桥大学主动授予我文学硕士的学位；之前，康涅狄格州的耶鲁大学也主动给我颁发过这类荣誉。从没有上过大学的我，却获得了如此殊荣，这全要归功于我在自然哲学中对电学理论方面所做的改进和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