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七五一年，我的一位好朋友托马斯·邦德医生想在费城创立一所医院（这个计划十分有益，人们后来将它归功于我，其实最初提出设想的是他），用来接受和治疗无钱看病的患者，不管他们是本州人还是外地人。邦德始终积极而热情地为这项事业筹款，但这个计划在美洲还是个新生事物，人们并不了解它，因此并没有取得什么进展。
最后，他来到我这里，对我进行了一番恭维，说少了我的参与，没有哪项公益计划会成功。他说：“每当我向别人募捐时，他们总要问，‘这事富兰克林参与了没？他是怎么想的？’当我告诉他们还没有同你商议时，他们就放弃了捐款，只是说会再考虑考虑。”于是，我认真地向他了解这项计划的性质和益处，并且从他那里得到了满意的答案和说明。接着，我不但自己捐了款，而且热心地为他设计募捐的方案。我的做法一般是这样的：在募捐之前，我会设法围绕这项计划在报纸上撰写文章，好让人们有一个心理准备。这次他把这个步骤省略了。
一开始，人们纷纷慷慨踊跃地捐资，但没过多久就越来越少。我看这大概是因为少了议会的帮助，这样下去是不可能筹集到足够的资金的，于是我提议议会拨款，议会同意了。不过，代表乡村的议员们却不赞成拨款，他们反对建设医院的计划，认为这仅仅有利于城市人，应该由城市市民支付这方面的费用，而且他们怀疑城市市民是否也赞同这一计划。我提出了相反的观点，认为人们对这项计划相当支持，筹集到两千镑的捐款是不成问题的，但他们却对此表示怀疑，说我对此高估了。
面对这个局面，我想出了一个办法，请求议会通过一项提案：让捐款人组成一个社团，并按照他们的要求拨出若干资金。州议会之所以答应提出这个议案，是因为他们考虑到一旦多数人不赞成它，还可以在议会上将其否决。我的目的则是提出一个重要条款作为附加条件，这个条款是：经本议会决定，该项目的捐款人必须开会选出经理和财务主管，并筹集到若干基金（把该基金的年利息用于在医院就诊的穷苦病人的住院费、伙食费、护理费、诊治费、医药费等）。如果议长对筹集到的资金数额感到满意，那么议长应将这项提案视为合法，并签发命令通知州金库支付两千镑。这笔钱可在两年内付清，用来支付医院的创立、修建、装备等费用。
这一附加条件使议案得以通过。那些原先持反对意见的议员认为，既然不破费分文就能获得一个乐善好施的美名，何乐而不为呢？于是投了赞成票。在募捐时，我们故意向人们透露议案中那个附加条件的条款，这无疑也是一种动力，因为每个捐款者都好像捐了两倍的金钱。这样，附加条件的条款在两方面起到了推动作用，捐款金额很快就超过了所需数字。我们将它上报给议会，也得到了议会的捐款，建造医院的计划终于得以实现了。很快，一座方便、美观的建筑就建成了。经过长期的实践检验，医院确实十分有用，直到今天仍然在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我想，在我一生所有成功的计划中，没有哪一项比这件事更让我愉快的了。现在想想这件事如此成功，就不必计较当时所施展的一点儿小诡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