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言不惭的话只能这样辩解，即缺乏谦虚就是缺乏明智。
但究竟是否妥帖，愿高明之士不吝赐教。
大约在一七二〇年或一七二一年，我哥哥开始出版报纸了，这应该是全美洲第二份报纸，名叫《新英格兰报》，第一份报纸叫《波士顿新闻通讯》。当时，记得哥哥的朋友都劝他不要从事这个行业，因为他们以为美洲有一份报纸就足够了，办新报可不简单。可是到了现在（一七七一年），美洲已经有了不下二十五种报纸了。哥哥没有听从朋友的劝告，依旧按照原计划进行，当报纸排好版、印出之后，我就成了挨家挨户送报纸的人。
哥哥认识一些颇有才气的朋友，他们会替报纸写一些小短文，自娱自乐的同时也提高了报纸的声誉，报纸的需求量逐渐增大了。这些绅士们常来印刷店，当我听到他们高谈阔论，说报纸是如何受人欢迎时，我便有了跃跃欲试的渴望。但我还只是个小孩子，况且如果让哥哥知道是我写的文章，那他一定会反对在他的报上发表的。于是，我设法伪装笔迹，匿名写了一篇文章，到了晚上，我便偷偷将它放到印刷店的大门底下。第二天，果然被哥哥发现了，他便将文章给朋友们传阅。当我在一旁听到他们朗诵、评论，并对它赞不绝口，还揣测文章出自那些饱学多才的知名人士之手时，我简直高兴极了。不过，现在想起来，我很侥幸得到他们的鉴赏，因为他们并不如我想象的那么高明。
不管怎样，这次得到认可使我又接连写了几篇稿子，并按照老方法投到印刷店，虽然同样受到了称赞，但我并不打算将这个秘密公之于众，直到我所积累的知识已经用尽之时，秘密才得以拆穿。这时，哥哥的朋友们才对我稍加重视，但哥哥并不喜欢我这么做，他或许有他的理由，说这样做会让我变得自负。后来，这件事可能正是导致我跟他产生分歧的原因之一。尽管他是我的哥哥，可总以师父自居，把我当成他的学徒，认为我应该像其他学徒一样为他卖命。可我是他的弟弟，我认为他应该多关照我，但他却对我过分要求，让我觉得降低了身份。我们的争议常常搅得父亲也不得安宁，不知是否因为我正确的时候比较多，还是我比较能言善辩，总之父亲是偏向我的。不过，哥哥生性粗暴，经常揍我，这让我十分不满，觉得学徒生涯漫漫无期，永无出头之日，于是我总是想缩短学徒时间。不久之后，这个机会终于来了。
哥哥的报纸上刊登了一篇政论性文章，触怒了议会，题目我已经想不起来了。他们出示了一张议长的拘捕票就带走了哥哥，他们控告了他，将他关了一个月。我想，这大概是因为哥哥不肯将作者供出而导致被关押。我也被带到议会接受审讯，不过他们并没有从我这里得到满意的答复，只是对我训斥了一番，就放我离开了。他们大概觉得作为一个学徒，我一定会保守师父的秘密的。
尽管我跟哥哥意见不合，但我还是对当局表示愤慨。在他被拘捕期间，我主持报务工作，并在报上大胆地抨击统治者的行为。哥哥对这些文章很是欣赏，但另外一些人却对我产生了恶劣的印象，认为我是一个癖好讽刺中伤的青年。当哥哥被当局释放出来时，州议会下达了一道命令，“禁止詹姆士·富兰克林继续出版《新英格兰报》”。
于是，哥哥和他的朋友们在印刷店中开会商议对策，在这种形势下究竟该怎么办。有的人建议为了规避法令，还是将报纸改头换面比较好，但哥哥认为这样做太麻烦，最后他们决定，今后采用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名义出版。他们考虑到了州议会可能会进行非难，说他通过自己的学徒出版报纸，于是便把我原先的师徒合同归还给我，并在背面写明一切义务完全解除，当有人要来看时就给他们出示这张合同。同时，为了能让我在剩下的学徒时间里继续为他效劳，我必须另外签一份新的师徒合约，当然，这个合约是不对外公开的。虽然这个计划并不高明，但还是马上实施了。就这样，报纸以我的名义出版了好几个月。
终于，我和哥哥之间的矛盾再次激化。我料想他不敢将新的合约拿出来示人，便以此为契机充分地维护我的自由，这种趁火打劫的做法的确不够光明磊落，因此我把它当作我人生中的第一个大错误。当他对我大发雷霆和大打出手时，我的愤恨之情淹没了对错误的认知能力。要知道，他平时不是个暴躁的人，也许的确是我过于无礼，逼人太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