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会曾给州长送去一项议案，即拨款六万镑供奉给英国国王使用（其中一万镑归将军劳登勋爵使用），州长则受制于领主的指示，否决了这项议案。议会最终做出了判断，即领主顽固地坚持下达这些指示来束缚他的代理人州长，这与民众利益是相违背的，而且也是同王室利益相矛盾的。这让议会决定提请英国国王废除这些指示，并要我作为代表到英国请愿。
我答应了莫里斯船长，要乘坐他的邮船从纽约启程到英国，行李也一并送到船上。这时，劳登勋爵竟然亲临费城，按照他的话说，目的是要调和州长和议会之间的矛盾，以便为国王分忧。因此，他要求州长和我同他会面，他好当面听取双方的意见。会面时，我们讨论了当前需要解决的问题。作为议会代表，我站在议会的立场上，阐述了我们的理由。这些都记录在当时的官方文件中，由我执笔，跟议会记录一起付印。州长则为那些指示辩护，他表示自己必须遵守这些指令，如有违背，将会遭到贬黜。尽管如此，他表示如果劳登勋爵也建议取消指示的话，他愿意冒这个风险同领主大干一场。但劳登勋爵似乎并不打算这么做，虽然我认为曾一度就要说服他了。最后，他宁愿选择要求议会听命于领主的指示，并且请求我运用自己的影响力来达成这一目的。勋爵声称，他不会派出国王陛下的一兵一卒来驻守我们的边境，如果我们自己不做好防御工作的话，就将暴露于敌人面前。
我把这次会晤的经过告知了议会，并提出了我起草的一系列决议，宣布我们的权利。我们绝不会放弃这些权利，现在仅仅是由于外界的压力，才不得不暂停这些权利，而且我们有理由对这些外界压力表示抗议。最后，议员们同意放弃原先的议案，另外提出了一个符合领主指示的议案，这次州长当然没有否决。
这件事之后，我才继续我的远航，但此时邮船已经带着我的行李先行一步，这对我来说是个损失。而补偿这一损失的，只有劳登勋爵对我不尽的感激，但这次和解全都归功于他自己了。
勋爵先我一步到达纽约，邮船的开船时间也由他控制。当时码头上停泊着两艘邮船，他说其中一艘很快就要起航了，我便问了他准确时间，以便及时赶到。他对我说：“我已经公布邮船将于下周六起航，但他要我保密，说只要周一早晨赶到，就能赶上船，再晚就不行了。”由于在摆渡船上遇到了些麻烦，我星期一中午才赶到纽约。我看了看天气，风平浪静，唯恐船已经开走了，但经过打听，才知道船将于星期二起航，这才放下心来。许多人大概都以为我马上就能动身去欧洲了，我当时对此也深信不疑，但那是因为我实在不了解劳登勋爵的脾性，他的性格极其犹豫不定。就拿这次的事来说，我到纽约时是四月初，可一直在那里等到了六月底，船才起航。当时停在码头的两艘船，都因为等待将军的信函而一天天地拖延时间。他总是说明天就准备起航，结果就这样扣下了两艘船。等我们出发时，第四艘邮船都抵达了。因为我们的船已经滞留了很长时间，所以当由我们率先起航。
旅客们也都订好了位置，有些人已经等得不耐烦了，商人们为他们的信件和秋季货品的保单而焦躁不安。不过这些都没用，勋爵大人的信件总也写不好，而且无论谁拜访他时，他都在那里伏案写作，奋笔疾书，于是，很多人都在想他一定有好多东西要写。一天上午，我去拜访他，那时他正坐在客厅见费城来的信使。信使是来送交丹尼州长托给勋爵的包裹的，还交给我一些费城朋友的来信。我问他什么时候返程，在什么地方会稍作耽搁，因为我准备写几封回信请他捎给朋友。他告诉我，勋爵让他明天上午九点来取给州长的回信，然后立即返回。于是，我在当天就给朋友写好了回信并交给他，可是两星期后，我又在那里碰到了他。
我很惊讶地问：“你回来了？”
“回来？不，我还没走。”
“为什么？”
“我这两个星期每天上午都被叫到这里等勋爵的信，但他总是写不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