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既然如此，那么教育的方法，自然也跟着解决了。教育家无论多大能力，总不能把某种学问教通了学生，只能令受教的学生当着某种学问的趣味，或者，学生对于某种学问原有趣味，教育家把他加深加厚。所以，教育事业，从积极方面说，全在唤起趣味，从消极方面说，要十分注意，不可以摧残趣味。摧残趣味有几条路，头一件是注射式的教育。教师把课本里头东西叫学生强记，好像嚼饭给小孩子吃，那饭已经是一点儿滋味没有了，还要叫他照样的嚼几口，仍旧吐出来看，那么，假令我是个小孩子，当然会认吃饭是一件苦不可言的事了。这种教育法，从前教八股完全是如此，现在学校里形式虽变，精神却还是大同小异，这样教下去，只怕永远教不出人才来。第二件是课目太多。为培养常识起见，学堂课目固然不能太少，为恢复疲劳起见，每日的课目固然不能不参错掉换，但这种理论，只能为程度的适用，若用得过分，毛病便会发生。趣味的性质是越引越深。想引得深，总要时间和精力比较的集中才可。若在一个时期内，同时做十来种的功课，走马看花，应接不暇，初时或者惹起多方面的趣味，结果任何方面的趣味都不能养成。那么，教育效率可以等于零。为什么呢？因为受教育受了好些时，件件都是在大门口一望便了，完全和自己的生活不发生关系，这教育不是白费吗？第三件是拿教育的事项当手段。从前，我们学八股，大家有句通行话，说他是敲门砖，门敲开了，自然把砖也抛却，再不会有人和那块砖头发生起恋爱来。我们若是拿学问当作敲门砖看待，断乎不能有深入而且持久的趣味。我们为什么学数学，因为数学有趣，所以学数学。为什么学历史，因为历史有趣，所以学历史。为什么学画画，学打球，因为画画有趣，打球有趣，所以学画画，学打球。人生的状态，本来是如此，教育的最大效能，也只是如此。各人选择他趣味最浓的事项做职业，自然，一切劳作都是目的，不是手段，越劳作越发有趣。反过来，若是学法政用来作做官的手段，官做不成怎么样呢？学经济用来做发财的手段，财发不成怎么样呢？结果必至于把趣味完全送掉。所以，教育家最要紧教学生知道，是为学问而学问，为活动而活动，所有学问，所有活动，都是目的，不是手段，学生能领会得这个见解，他的趣味，自然终身不衰了。
三
以上所说，是我主张趣味教育的要旨。既然如此，那么在教育界立身的人，应该以教育为唯一的趣味，更不消说了。一个人若是在教育上不感觉有趣味，我劝他立刻改行，何必在此受苦？既已打算拿教育做职业，便要认真享乐，不辜负了这里头的妙味。
孟子说：“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那第三种就是：“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他的意思是说，教育家比皇帝还要快乐。他这话绝不是替教育家吹空气，实际情形确是如此。我常想，我们对于自然界的趣味，莫过于种花。自然界的美，像山水风月等等，虽然能移我情，但我和他没有特殊密切的关系，他的美妙处，我有时便领略不出。我自己手种的花，它的生命和我的生命简直并合为一，所以我对着它，有说不出来的无上妙味。凡人工所做的事，那失败和成功的程度都不能预料，独有种花，你只要用一分心力，自然有一分效果还你，而且效果是日日不同，一日比一日进步。教育事业正和种花一样，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的生命是并合为一的，教育者所用的心力，真是俗语说的“一分钱一分货”，丝毫不会枉费。所以，我们要选择趣味最真而最长的职业，再没有别样比得上教育。
现在的中国，政治方面，经济方面，没有那件说起来不令人头痛，但回到我们教育的本行，便有一条光明大路，摆在我们前面。从前国家托命，靠一个皇帝，皇帝不行，就望太子，所以许多政论家——像贾长沙 （4 ）一流，都最注重太子的教育。如今，国家托命是在人民，现在的人民不行，就望将来的人民。现在学校里的儿童、青年，个个都是“太子”，教育家便是“太子太傅”。据我看，我们这一代的太子，真是“富于春秋，典学光明”，这些当太傅的，只要“鞠躬尽瘁”，好生把他培养出来，不愁不眼见中兴大业。所以，别方面的趣味，或者难得保持，因为到处挂着“此路不通”的牌子，容易把人的兴头打断，教育家却全然不受这种限制。
教育家还有一种特别便宜的事，因为“教学相长”的关系，教人和自己研究学问是分离不开的，自己对于自己所好的学问，能有机会终身研究，是人生最快乐的事。这种快乐，也是绝对自由，一点不受恶社会的限制。做别的职业的人，虽然未尝不可以研究学问，但学问总成了副业了。从事教育职业的人，一面教育，一面学问，两件事完全打成一片。所以别的职业是一重趣味，教育家是两重趣味。
孔子屡屡说：“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他的门生赞美他说：“正唯弟子不能及也。”一个人谁也不学，谁也不诲人，所难者确在不厌不倦。问他为什么能不厌不倦呢？只是领略得个中趣味，当然不能自己。你想，一面学，一面诲人，人也教得进步了，自己所好的学问也进步了，天下还有比他再快活的事吗？人生在世数十年，终不能一刻不活动。别的活动，都不免常常陷在烦恼里头，独有好学和好诲人，真是可以无人而不自得，若真能在这里得了趣味，还会厌吗，还会倦吗？孔子又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诸君都是在教育界立身的人，我希望更从教育的可好可乐之点，切实体验，那么，不惟诸君本身得无限受用，我们全教育界，也增加许多活气了。
注 释
（1）本文为1922年4月10日在直隶教育联合研究会讲演。
（2）殷仲文（？～407），东晋文学家。其诗今仅存两首。原有集，现已佚。
（3） 此段引文疑有误。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卷中《雅量》第六日：“祖士少好财，阮遥集好屐，并恒自经营。同是一累，而未判其得失。人有诣祖，见料视财物，客至，屏当未尽，余两小簏，著背后，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诣阮，见自吹火蜡屐，因叹曰：‘未知一生当著几量屐！’神色闲畅。于是胜负始分。”中华局1984年版第200页。士少，祖约字；遥集，阮孚字。
（4）贾长沙，即贾谊（前200～前168），洛阳（今属河南）人，西汉初政治家、文学家。曾为长沙王太傅。著有《吊屈原赋》、《过秦论》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