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初来乍到，说不出什么意见。”
又一阵沉默。
“你看我是哪一国人？”
“看不出来。”
“你听我说话像哪一国人？”
“你中国话说得蛮好，只能是中国人。”
“你没听出我说话中有什么口音吗？”
“听不出来。”
“是否有点儿朝鲜味？”
“不知道。”
“我的国籍在今天这个地方无法告诉。”
“那没有关系。”
“你大概已经知道我的国籍了，同时也就知道了我同日本人和‘满洲国’的关系了。”
我立刻警惕起来：
“我不知道。”
“你谈谈对‘满洲国’的印象，好吗？”
“我初来乍到，实在说不出来。”
又是一阵沉默。只听到车下轮声震耳。我听到头顶上一阵声响，年轻的头缩回去了，微微地叹息了一声，然后真正天下太平，我也真正进入了睡乡。
第二天（9月2日）早晨到了哈尔滨，我们都下了车。那个年轻人也下了车，临行时还对我点头微笑。但是，等我们办完了手续，要离开车站时，我抬头瞥见他穿着笔挺的警服，从警察局里走了出来，仍然是那一双长筒马靴。我不由得一下子出了一身冷汗。回忆夜里车厢里的那一幕，我真不寒而栗，心头充满了后怕。如果我不够警惕顺嘴发表了什么意见，其结果将会是怎样？我不敢想下去了。
啊，“满洲国”！这就是“满洲国”！
在哈尔滨
我们必须在哈尔滨住上几天，置办长途旅行在火车上吃的东西。这在当时几乎是人人都必须照办的。
这是我第一次到哈尔滨来。第一个印象是，这座城市很有趣。楼房高耸，街道宽敞，到处都能看到俄国人，所谓白俄，都是十月革命后从苏联逃出来的。其中有贵族，也有平民；生活有的好，有的坏，差别相当大。我久闻白俄大名，现在才在哈尔滨见到。心里觉得非常有趣。
我们先找了一家小客店住下，让自己紧张的精神松弛一下。在车站时，除了那位穿长筒马靴的“朝鲜人”给我的刺激以外，还有我们同行的一位敦福堂先生。此公是学心理学的，但是他的心理却实在难以理解。就要领取行李离车站，他忽然发现，他托运行李的收据丢了，行李无法领出。我们全体同学六人都心急如焚，于是找管理员，找站长，最后用六个人所有的证件，证明此公确实不想冒领行李，问题才得到解决。到了旅店，我们的余悸未退，精神依然亢奋。然而敦公向口袋里一伸手，行李托运票赫然俱在。我们真是啼笑皆非，敦公却怡然自得。今后在半个多月的长途旅行中，这种局面重复了几次。我因此得出了一个结论：此公凡是能丢的东西一定要丢一次，最后总是化险为夷，逢凶化吉。关于这样的事情，下面就不再谈了。
在客店办理手续时，柜台旁边坐着一个赶马车的白俄小男孩，年纪不超过十五六岁。我对他一下子发生了兴趣，问了他几句话，他翻了翻眼，指着柜台上那位戴着老花眼镜、满嘴胶东话的老人说：
“我跟他明白，跟你不明白。”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一笑置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