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之功用有二，通今及传后也。草昧之世，交通不广，应求之际，专恃口语，固无需乎文字。其后部落渐多，范围渐广，传说易歧，且难及远，则必思有一法，以通遐迩之情，为后先之证，而文字之需要，乃随世运而生。”[61]符号意义也在不断因需要而进化发展，结绳是以绳结记事，无绳时或未携带绳时便无法记事，于是又有画图记事，可以画于地，可以画于石，可以蘸水，可以涂色，免去了携持之累。符号起源之理路，大抵如此，且各地依循类似道理。但是，“以一地一族表示语言之符号，行千百里外，必致辗转淆讹，不若形象之易于辨识，虽极东西南朔之异音，仍可按形而知义”[62]。因此，指事、形声、会意都是为了表达一定思想内涵，文化符号和话语总是要代表一定的意义。起源于基督教思想的神学语言深深浸透着象征，如十字架、主显节、圣餐礼等，而且这种语言强调神秘、仁慈、**或痛苦、仪式。其实，这只是一种文化意义和价值的显现，在很多时候，那些“存在之巨链”上的文化符号均有其象征和指证。文化符号的想象力是在现实社会里表现出来的，语言符号在现实世界中具有特殊的影响力。在此，以卜辞中所体现的殷人的观念体系为例做一些说明。首先，它把神秘力量神格化并形成有秩序的神谱，如甲骨文中的令风、令雨、降祸、受年等，皇帝就成了主宰一切的权威，成为超自然和超人间的力量。殷人敬鬼神所使用的符号系统也是一种观念表达，并延伸到日月星辰、山川木石等，于是有了“祭日东方，祭月西方”以及“宁于四方”等卦辞符号。其次，卜辞表达了对祖灵观念和王权观念的认同和结合。其中，对祖先的重视和对后代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亲属联络、血缘凝聚和文化认同，其载体或活动方式是墓葬、宗庙、祠堂和祭祀。再次，卜辞的文字符号中包含着秩序化的仪式和祭祀方式，是沟通天地、对话先人的话语要求和活动规范，周代残存的文献以及考古中发现的器物，对上述符号系统提供了一些佐证而且进一步明确化，在文化上他们属于殷商一系。“当这些祭祀仪式与宗教制度渐渐被政治的权威与普通的民众确认之后，在这些仪式和制度中包含的一套技术，就可能被当做是很实用的生活策略而普遍适用，而背后隐含的一套观念就被当做是天经地义的东西而不必加以追问，人们在这些仪式中获得生活的安定，也从这套制度中获得秩序的感觉。”[63]但是，周代文化具有明显的西部特征，王国维曾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指的就是这一事实。殷商时代“残民事神”，西周时代“敬天保民”，那时的文化符号所包含的意义也有很大差别。记载思想史的汉字符号，是中华民族深层的思维和意识结构的体现，它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形成了一套象形符号，更在于绵延不绝的思想脉络。汉字符号系统中，“各种纷纭复杂的现象世界在思想上的分类，在古代中国不仅常常可以通过联想、借助隐喻，然后由表示同类意义的意符系连起一批汉字，也常常可以由一个汉字内涵延伸贯穿起一连串的意义，使它们之间似乎也有某种神秘的联系”[64]。甲骨文中有许多和现代汉语不同的句式，但是，汉字作为思维的产物以及思维运算的符号，其最明显的变化趋势体现在语法规范程度上，这方面的规范和修补受到共同的生活习惯、心理习惯的影响。可见，当文字的图像意义比较浓厚、文字的独立表意功能很明显时，凭着语言发出者和接受者的文化习惯，就能表达很复杂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