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意识形态力量的政治引领功能
马克思认为，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解释世界”与“改造世界”不能截然分开，“解释世界”是形成政治动员的前提或新思想的开端，历史唯物主义从来不否认思想的力量，如果要改变旧世界，就必须以全新的思想来指导行动。“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60]这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轨迹。而且，作为体现意识形态核心内容的党纲，其完善程度与党的成熟程度有极大的关联，政党文化的力量影响着党的存在形式：是“地方性的党”还是“全国性的党”，是“潜在的党”还是“实在的党”。无产阶级政党要掌握理论并以此教育群众，而且要化理论为力量。“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adhominem］，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adhominem］。”[61]在马克思看来，理论的力量是在它被群众掌握之后才有可能发挥出来，才能转化为物质生产力。它需要三个要素，即行为主体、行为方式和作用媒介。
现代国家的政治层面都涂上了意识形态涂料，“各个层面之间都相互关联，官方意识形态在形成过程中往往是靠近上面的一层会从更早形成的那一层里选择部分思想，有些思想在被遗忘之后，进入了社会主义体制的‘潜意识’之中，其他一些思想则获得了新的名称和意义”[62]。列宁发挥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理论，论证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双重影响，阐释了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在社会革命和建设中的指导作用，并把这一引领作用的发挥寄托于党领导下的人民群众的社会活动。苏维埃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列宁斯大林的意识形态理论毫无疑问地起着主导作用。但是，他们对意识形态力量及作用方式的认识是不完全一致的。其中的一些变化或差别，对苏联社会生活的影响极其明显，而理解这些差别需要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和主客观因素。由于斯大林的革命生涯与列宁有很多交集，也由于列宁是苏维埃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领导者，斯大林的意识形态观和列宁的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由于列宁逝世后，斯大林被赋予更多的独立思考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的时间和空间，也由于法西斯主义在德国乃至欧洲的兴起，以及“二战”后美苏争霸的国际环境，使得斯大林关于意识形态力量的认识与列宁的理解不完全一致。毛泽东对意识形态概念的分析，带有更多的政治性内涵，这是由当时的革命和建设的主要任务决定的。在改革开放时期，由于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影响，思想领域的自由化倾向加强，这样的情况下，反对自由化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工作。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深入，党和政府都面临着新的问题，加强思想教育，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思想，是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内容。因此，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意识形态工作的重点以及发挥作用的方式，是不完全相同的。
（二）意识形态力量的思想引领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