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文化力量的探索和实践中，“战时共产主义”具有强制推行共产主义的倾向，试图运用行政措施达到移风易俗，但由于旧文化观念和心理习惯的顽固性，这种“军事共产主义”的力量并没经常性地造就“伟大的创举”。“新经济政策”显示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文化意义，它把发展置于开放的语境中，用事实和比较的方法在实践中发挥“迂回道路”的力量。在列宁晚年，马克思主义文化动力思想的叙事方式在苏维埃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得到创造性运用和发挥，“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所形成的话语结构和实践形式，较好地诠释和注解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动力思想。而“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对于充分调动广大群众的文化建设的积极性，体现“文化主义”这一工作重点具有重要作用。文化革命的话语前提是“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文化”，并对这些文化加以改造，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共产主义力量的源泉就在于无产阶级是代表着最高类型的社会劳动组织，列宁关于先进文化建设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文化动力思想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具体表达，开展文化革命是俄国经济建设、民主政治建设的需要，因为“只要在我国还存在文盲现象，那就很难谈得上政治教育”[30]。斯大林认为，“消除官僚主义最可靠的办法就是提高工农文化水平”，“如果广大的工人群众没有一定的文化水平使他们可能、愿意并善于从下面用工人群众自己的力量来监督国家机关，那么官僚主义无论如何还是会继续存在的”。[31]列宁领导的文化革命不仅意味着一种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型的文明，而且是人的发展的新阶段和新形态，它破除了思想障碍，激发了人民群众的优秀品质，确立了新的道德准则，并实现了与旧文化传统的决裂。
文化革命的依靠主体包括很多方面。其一，文化革命是真正民主的革命，它要吸引广大农民参与其中，形成深厚的阶级基础，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所表现的自觉性、思想性、坚定性和忘我精神，是文化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保障。社会主义革命的力量不可战胜的原因，在于它激励了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首创精神，正是在这种首创精神的引领下，文化理论变为实践，实践赋予文化活力。在列宁看来，文化的影响力是难以磨灭的，“不管文化遭到怎样的破坏，都不能把它从历史生活中除掉”[32]。其二，科学技术、学术和实际工作领域的专家是文化革命不可缺少的内容，要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把“那些受过资本主义的训练的最文明的人”吸引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其三，“问题只在于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文化力量”，这个先锋队应该善于为达到这一目的而承担最大的牺牲。处在那样一个大飞跃时代，人们面对着许多变动不居的现象，旧事物的碎片极多，有时比新事物的幼芽的数量积累的更快，必须善于从发展路线或链条中找出最重要的环节。这种情况下，“仅仅一般地做一个革命者和社会主义拥护者或者共产主义者是不够的”[33]。在列宁看来，共产主义理想和运动是马克思主义文化叙事的主题和关键词之一，它不仅仅是一种思想宣传或者理论课题，更是一种实践指导和现实力量，它在苏联应该有自己的独特形式。但是，“任何时候都不应失掉作为斗争着的无产阶级的指路明灯的意义”[34]。党和政府要善于身体力行，自觉抵制资产阶级腐朽文化，用共产主义思想经营农业，使农村公社和劳动组合成为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和意识的真正苗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