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文艺是劳动的结晶，也是劳动者思想和智慧的汇集，它代表着自由个性的发展愿望。从文艺不断精致化的形式看，文艺是对粗陋生活的细化和打磨，由粗糙变为精致，由笨拙变为细腻，由原始变为现代，由空想走向理性，都是向着更自由更大胆的思维模式发展的结果。表达精神的力量，是文艺发展的重要向度，从远古走来的任何一个时代，都寄托着一定的精神品质。人们希望通过代际传承实现精神的接力，就要用一定方式和形式来表现，这就是文学或文艺。神话中的英雄精神，传说中的民族精神，记忆中的创造精神，都有可能以文字的形式被记载下来。当然，其中的批判精神、针砭意味和讽刺效果也是明显存在的，这在另外一个方面起着教化社会的作用。生活的革命意义和创造精神给艺术发展提供了更多的素材，“正是由于这种工业革命，人的劳动生产力才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以致在人类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创造了这样的可能性：在所有的人实行明智分工的条件下，不仅生产的东西可以满足全体社会成员丰裕的消费和造成充足的储备，而且使每个人都有充分的闲暇时间去获得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科学、艺术、社交方式等等——中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并且不仅是去获得，而且还要把这一切从统治阶级的独占品变成全社会的共同财富并加以进一步发展”[11]。如果说前两个方面是在个人层面和现实层面上展开的，那么，文艺在未来层面上的展望和期待，为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激励。“共产主义的社会组织中，完全由分工造成的艺术家屈从于地方局限性和民族局限性的现象无论如何会消失掉，个人局限于某一艺术领域，仅仅当一个画家、雕刻家等等，因而只用他的活动的一种称呼就足以表明他的职业发展的局限性和他对分工的依赖这一现象，也会消失掉。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没有单纯的画家，只有把绘画作为自己多种活动中的一项活动的人们。”[12]从对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描写中，人们看到的是发展着的动态变迁的社会，而对未来社会的展望，既是充满想象的艺术创造，又是在现实基础上的丰富构想。
古代歌谣就是一种历史叙说和编年史，是古代传统艺术表现形式之一。艾哈因德在《查理大帝传》中指出，查理大帝记录了歌颂古代帝王的事业和战争的最古的蛮族的，即日耳曼人的歌谣，并要求他的子孙铭记在心。《哥特人的历史》也有这样的功能。历史事件的记忆，是在代际传承中实现的，叙说形式有口头的、有文字的，基本目的是将本民族、本地区的英雄故事、历史伟业、民间智慧、传统美德、价值观念等，作为民族财富和精神遗产以一定的方式传递给后代。用现代的眼光看，采用口述的形式传递文化内容，主要是社会的技术不发达的产物，文字尚未发明，更谈不上印刷术了。也可以看到，随着现代工业提供文化复制的可能性，中国一些传统的文化或文艺传承形式也受到很大冲击。民间大鼓书、说书艺人基本上没有了。在传播效力上，相声明显不敌小品，传统手工艺术亟待保护的呼声不断，这些方面，都显示现代技术影响下艺术传承的尴尬局面。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能够欣赏美的大众。然而，文化工业却使艺术创造变得浅薄，似乎一切都可以批量生产和复制，文艺的价值追思却被搁置一边，文化工业对大众的主宰以及对文艺创造的压抑普遍存在，文艺的真实魅力和本质被遮蔽了，这是现代文艺发展的巨大阻滞力。文艺具有揭露和传扬社会事实的功能。马克思认为，英国一些小说家，“他们在自己的卓越的、描写生动的书籍中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真理，比一切职业政客、政论家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13]。面对当时共产主义传播的事实，恩格斯对于一些作家的支持态度是非常赞同的，也清楚地认识到，“法国大部分优秀思想家对共产主义的成长都是表示欢迎的。哲学家比埃尔·勒鲁、妇女权利的勇敢捍卫者乔治·桑、《信徒之言》一书的作者拉梅耐神甫以及其他许多人，都或多或少地倾向于工程主义学说”，这与当时文化、文学的发展有密切关系。在《大陆上的运动》中，恩格斯指出：“欧仁·苏的著名小说《巴黎的秘密》给舆论界特别是德国的舆论界留下了一个强烈的印象；这本书以显明的笔调描写了大城市的‘下层等级’所遭受的贫困和道德败坏，这种笔调不能不使社会关注所有无产者的状况。”[14]这些关注社会命运的文艺作者，是时代的旗手，他们把下层民众的生活和命运、欢乐和痛苦写入作品，一定程度上成了贫苦阶层的代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