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都认为，在社会革命中，无产阶级文艺应当歌颂叱咤风云的无产者。恩格斯认为，贝克的《穷人之歌》充满小市民的鄙俗气息，而德国杰出的诗人亨利希·海涅的政治诗集，被恩格斯认为是当时“最有力的的诗歌之一”。文学艺术的革命功能在那个时期的影响不容忽视，恩格斯认为，英国诗人米德在《北极星报》上发表的《蒸汽王》，正确地表达了工人中的普遍的情绪。为了提高文艺宣传和理论传播的效果，就必须在斗争和鼓动的各方面加倍努力，“特别是领袖们有责任越来越透彻地理解种种理论问题，越来越彻底地摆脱那些属于旧世界观的传统言辞的影响，并且时刻注意到：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做科学来对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必须以高度的热情把由此获得的日益明确的意识传播到工人群众中去，必须不断增强党组织和工会组织的团结”[22]。值得一提的是，自从沙尔腊斯在他的著作中对拿破仑崇拜提出质疑后，法国出版物通过历史研究、批评、讽刺和诙谐等武器彻底破除了关于拿破仑的奇谈，这对于提高社会的革命意识无疑有推动作用。而在二月事变以后，马克思所写的讽刺作品，提供了认识和揭示问题本质的画面。恩格斯赞扬考茨基的《旧和新》对盐场工人生活的描写就像《斯蒂凡》对农民生活的描写一样出色。“如果一部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小说，通过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来打破关于这些关系的流行的传统幻想，动摇资产阶级世界的乐观主义，不可避免地引起对于现存事物的永恒性的怀疑，那么，即使作者没有直接提出任何解决办法，甚至有时并没有明确地表明自己的立场，我认为这部小说也完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23]这是因为提出问题、认识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前奏，解决前两个问题是解决最值问题的逻辑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