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没有真正解决意识形态对经济的反作用问题，这种反作用已经成了一种物质的力量。“只要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改变了人的心理结构，那么，它就不仅在人身上再生自身，而且更重要地，还会成为人身上的一种积极力量、一种物质力量，而人则发生具体的变化，并因而以一种不同的矛盾的方式来行动。”[15]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力量已经高度职业化，完全变成了资产阶级软化人心的工具。赖希在分析意识与经济的关系时指出，在庸俗马克思主义那里，强调物质决定意识，却对物质如何影响意识以及二者的关系缺少深刻的分析。这种观点中的意识是刻板地、片面地依赖于经济的，没有看到经济发展对意识形态的依赖性，没有把意识形态当成一种社会力量来考察。按照这样的思路，“被庸俗的马克思主义和反动的形而上学或庸俗化或神秘化的‘反作用’就被理解成社会上能动的人的性格结构的作用，也就可以通过自然社会的方法考察这种‘反作用’”[16]。马克思主义意识理论中已经成为物化力量的作为客观行动指南的意识反作用，也会因落后于社会现实而发生变化，“作为显性意识的无产阶级革命话语虽然用最先进、最正确的理论装饰了全部显性革命氛围，但是在社会意识的深层结构中仍然压抑着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一致的隐性旧心理结构”[17]。压抑为新文化的产生提供动力，但不是文化发展的先决条件，在现实社会中，家庭是塑造国家的结构和意识形态的工厂，它可能会造就逆来顺受的主体，从而削弱反抗性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