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卡奇认为，物化现象对人的作用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人的数字化，是随着物的符号化而表现的人的符号化，其中的个体化进程和理性化进程，是两种主导性的文化精神，这两个方面对人的“生活世界”影响很大。前者是以人的主体性为核心的人本精神，后者是以定量化为特征的技术理性，二者之间的张力和冲突是明显的。物化进程中，社会的理性化过程并没有成为解放人、确立人的历史主体地位的积极力量，而是在一定条件下造成了人的主体性失落和人在机械体系中的抽象化。人在自律的机械体系中造成的抽象化和数字化，是物化的最重要表现。后来，胡塞尔用“生活意义”及其意义世界的遗忘说明现代人的文化危机，韦伯用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压抑来说明理性化进程的负面效应。二是主体客体化，是指人由生产过程和社会历史运动的自由自觉的主体变为被动的和消极的客体。“由于工作过程的合理化的原因，当主体与根据预测的正在发挥作用的那些抽象的特殊规律相比较时，工人的人的属性和特征日益表现为只是错误的源泉。人既不是在客观上也不是在他同他的工作关系上表现为劳动过程的真正主人。”[23]物化力量的消极作用在于，人在劳动中的活动力减少和机械力增加，劳动热情丧失越来越多，人的意志沦丧加速。人们在机械化面前采取了被动的态度，人也被固定的规律封闭起来。三是人的原子化，人与人丧失了统一性和社会联系，成为隔膜、疏离和冷落的社会个体。生产过程中精确的理性原则使人由主体沦为客体，人与人之间的有机联系被割断，社会完全按照物的关系和物的原则结合起来，人的关系就被物的关系吞没了。“一方面，他们的劳动力对象化为某种跟他总的人格相反的东西，随着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卖而已完成的过程，这种东西现在已经变成了他们日常生活中永恒不变的现实。当工人自己的存在被归为一个孤立的部分并堕入了异化的系统中时，在这里人格只能袖手旁观。另一方面，生产过程被机械地分解为它的组成部分，也破坏了在生产还是‘有机’的整体时个人和社会之间的紧密联系。在这一方面，机械化也把他们分裂成孤立的、抽象的原子，他们的工作不再把他们直接地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由于禁锢他们机械抽象规律的作用，在日益扩大的范围内，他们成了中介。”[24]上述物化现象的普遍化，影响着无产阶级的命运以及整个社会的命运，进而，非人性的、标准化的分工使得各行业、各部门酷似一部大型运转的机器，使人在枯燥无味、千篇一律的工作中变成了毫无主动精神的客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