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姆逊把后现代主义看成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的逻辑产物，他认为，晚期资本主义对文化表象是：“主体之死”导致了它的历史感的苍白；时空之死导致了“歇斯底里式的崇高”；“情感的消逝”导致了无深度的状态。文化的变化与技术或资本的发展一样，也依据生产的变化而变化。“资本已经经历了三次特定的变异，在这过程中，经济基础的持续性和完整性是通过几个扩张的阶段（对资本的安排组织方面的量变）来维持的，这看起来也像是几次断裂，仿佛在文化与上层建筑中也出现了崭新的现实存在的文化逻辑。”[29]资本主义文化发展与生产力、生产方式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生产方式并不是那种令人生畏意义上的‘总体系统’，它包括种种对立的力量和在自身产生的一些新的趋势，既有‘残存’的成分也有‘初生’的力量，而生产方式则必须力图管理或控制这些东西”[30]。这里所说的种种力量，包括了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内在能量，所谓的“唯生产力论”实际上是把国家、文化等作为经济的附属物来看待的，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文化的力量。面对这种事实，杰姆逊提出了“文化革命”的概念。与“文化革命”相应的是生产方式之间的过渡，“先进的”生产方式应该与先进的文化理念相对应。“‘文化革命’这个概念伴随的就是从一种生产方式向另一种生产方式的过渡，在这个过渡过程中，‘先进的’（后期的）生产方式总包含比自己更早的生产方式，在这个‘先进的’生产方式中几种生产方式是并存的，但是较早期的这些生产方式总是被正在发展着的‘先进的’生产方式压制着的，同时将来的生产方式同样也已存在于‘先进的’生产方式之中。”[31]按照杰姆逊的解释，文化革命是一个创新型的生产方式发展机制，是一个灭除根深蒂固的屈从习性的战略，因为这种习性在人类发展史上已深深地内化在劳动大众和受剥削阶级的心底，并形成了他们的第二天性。“文化革命”的重要功能是发现新的生活世界的习惯，塑造新的意识形态主体，任何一种文化都离不开标志着重大生产方式转换的“文化革命”。
在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看来，由于资本主义的变化，革命主体的构成悄然转变，其力量也在变化。哈特、奈格认为，大众支撑着帝国的大厦，是反抗资本逻辑的革命主体，是推翻帝国的新的革命力量。“帝国和它的全球网络的构造是对各种各样反抗现代权力机器的斗争的、具体而言就是对大众获求解放的欲望所推动的阶级斗争的一种回应。正是大众促成帝国成为现实。”[32]就构成看，大众是一种动态的“创构性力量”，帝国是一种固化的“构成性力量”。固化的静止的帝国力量不可能永远压制动态的灵活的大众化力量，帝国控制的合法性必然要被大众力量的运动所颠覆。“当帝国的行动有效时，也并不是源于它自身的力量，而在于是对大众反抗帝国力量的一种反弹，它的力量不是自生的，而是来自于另外一种力量，大众的抵抗优先于帝国的权力。”[33]因此，帝国本身不是一个积极现实，而是不断适应大众需要而产生的应激形式，是大众解放动力的反映，帝国的制度规范是根据大众的抵抗行为确立起来的。按照哈特、奈格的观点，大众的力量是不证自明的，它自己表征自己，它用自己的力量来表征自己，这些大众不是人民，不是公民，而是永远保有反抗精神、革命和创构力量的反对资本主义奴役的革命主体。这样的身份变迁包含着明确的文化含义，在形式上由无产阶级文化扩展到大众形式的文化，由人民文化转变为大众文化，于是大众体现出更为广泛的劳动者集合，体现出与工人阶级不同的特质，非物质劳动和物质劳动都被作为大众的活动形式。“劳动已经没有固定处所，但却是脑与手、思维与身体的合作，是活劳动的创造性的社会发散，是流动的、灵活的工人的欲望和情感，同时是知识分子劳动者与情感劳动者的智能和语言、交流的构造，因此是人的力量的全部，是绝对的社会活动和它所包容的一切力量。”[34]非物质劳动者构成的大众群体，本身就是具有政治、经济、文化多重意蕴的综合主体，它不再具有马克思所讲的工人阶级那样严格的范畴，而是多维度多角度多样化的群体。劳动也不再是传统文化意义上的劳动，而是由知识、情感、科学和语言的力量激活的社会创造。大众的文化使命还表现在主体话语重构上，“人民”语境转向“大众”语境，使得话语的“单一性”被“多元性”代替，成分的“纯洁性”被“混杂性”代替，思想的“一致性”被“差异性”代替。“他们所重构的主体话语追求的是一种整体化的、总体性的维度，而不是碎片化的维度，是对后现代主义差异逻辑的诊治，是用一种集体革命的宏大叙事将后现代的差异逻辑整合起来。”[35]这样的大众是作为“独一体”形式而存在的，他们基于共同性而行动，是对自由主义主体话语的否定，可以说，“独一体”挖掉了西方文化中占主流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根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