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特勒对学术术语的“述行效果”或介入能力进行了认真思考，她认为，制度性的、霸权性的主体生产的复杂性以及重复的述行行为具有转型性的或颠覆性的力量，知识分子的真正任务就是尽力使自己的论述具有说服力。齐泽克对文化的介入性力量也有看法，介入方式不一定是明确的参与，介入的效果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发挥作用，介入的能力往往和主体的行为及当事人的知识储存有很大关系。他借用拉康的“流氓”与“傻瓜”来描述两类知识分子：右翼知识分子是流氓，是顺从现实的人，他们把现存秩序存在的事实视为支持现有秩序的理由，并以行动推波助澜；左翼知识分子是傻瓜，他们公开揭露现存秩序的谎言，其行为事实上对现存秩序起到了补充作用，但使用的方式却削弱了其言论的实际效果，其话语力量在现实社会中被抵消了许多。
“介入”的目的是要体现干预的力量，它的主体是知识分子，它的形式是理论，它可以“打破以职业或专业为导向的各学科在大学与社会的交易中所占据的主导地位”。就这方面看，文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它将“理论”（学者）与“实践”（政治家）领域结合起来，使政治的力量和文化的力量融汇在一起。拉克劳认为，政治是一种声音中心主义的“修辞”问题，“影响”是联系、关系、联结、断裂问题，关系是由每一力量的现实形式决定的。“共识性的话语、意见，是作为一个误导性的结合系统呈现出来的，其中概念看上去并不是由内在的逻辑关系联系起来的，而仅仅是由习俗或舆论在它们之间建立暗示性的关系或唤起某种关系而聚拢在一起的。”[63]在他看来，“接合”就是体现“概念之间的联系”，拆解就是为了重新建立新的联系，话语在社会关系的生产中发挥着结构性作用。
拉克劳和墨菲常常提及“意识形态的接合”和“霸权接合”，他们把阶级意识形态作为意识形态话语构建的主导力量。体现“接合”和“关系”的重要标志物是符号，它在现实生活中借助广告的编码、解码、日常生活批判、景观社会批判和象征交换理论等，把文化的力量在社会的各方面表达出来。显然，符号学结构主义起了很大作用。随着消费社会的兴起，文化意识形态扮演特殊的角色。德波认为，现代社会已经变为一个景观社会，生活本身表现为景观的庞大聚拢。景观成了当今资本主义社会最重要的意识形态支撑，充分暴露了意识形态体系的本质：对真实社会的否定和奴役。此时的工人阶级必须重新定位自己，才能够成为这一社会中内部运行的否定力量。鲍德里亚的象征交换理论对文化力量做了如下分析：原始巫术的本质是一种确定人、事和观念的用法与特殊的、一般的或普遍的力量，围绕这种力量原始部落被各种各样的组织结合起来。巫术背后的文化概念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与之相关的礼物交换关系成了一种象征性仪式，参与交换的物品也成了一种力量，成为支撑原始社会的基础性结构和情境，这对今天的社会具有一种普遍的社会学价值。
鲍德里亚认为，现代物品受到模范/系列的影响，模范扩散于系列之中所形成的不间断的动态便是意识形态，他曾以广告为例对其力量做过分析。他认为，当人们消费广告时，意义便在无意间指向了那些等待出卖的模范/系列物品，通过广告或大众传媒背后的意识形态符码显示出来。“橱窗、广告、生产的商号和商标在这里起着主要作用，并强加着一种一致的集体观念，好似一条链子、一个几乎无法分离的整体，它们不再是一串简单的商品，而是一串意义，因为它们相互暗示着更复杂的高档商品，并使消费者产生一系列更为复杂的动机。”[64]这意味着由此产生的消费文化影响着人们的心理和动机，形成了消费意识形态统治的作用域。因此，在消费中，消费活动已经不是人的真实的消费，而是意义系统的实现，资本主义社会的象征关系就是通过符码制造需求的消费意识形态。这样看来，广告文化也成了扩展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有力推手，“通过一种同谋关系、一种与信息但更主要是与媒介自身及其编码规则相适应的内在、即时的勾结关系，透过每一个消费者而瞄准了所有其他消费者，又透过所有消费者瞄准了所有其他消费者。每一幅画、每一则广告都强加给人一种一致性，即所有个体都可能被要求对它进行解码，就是说，通过对信息的解码自动依附于一种它在其中被编码的编码规则。”[65]因此，广告制造的消费世界，是一个“伪事件、伪文化、伪历史”构成的事件，它“不是产自一种变化的、矛盾的、真实经历的事件、历史、文化、思想，而是产自编码规则要素及媒介技术操作的赝象。”[66]从社会影响看，“接合”概念和理论也遇到不少质疑。一些学者认为，话语内部以及话语领域之间接合的社会理论并没有说明过去怎样决定现在，现在的某些话语怎样受更有影响的话语制约，在特定的背景下思想和实践怎样与其他的社会主义实践相互作用，自然与人的物质世界怎样相互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