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经济全球化时代更新了人类的精神维度，也带来了一系列的价值追问，促使当代中国在文化发展理念、文化发展道路、文化发展模式等方面探索创新。全球化推动了资本的扩张和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不同主体间的交往日益普遍化和紧密化，这是“民族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普遍交往”时代。但是，当今的全球化又是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主导的，它一方面推动了人类的技术进步，另一方面也将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以及资本主义价值观念推向全球，在经济势力的扩张中衍生出环境污染、犯罪、病毒传染等问题，政治的跨国运作条件也同样被创造出来，还造成了声势浩大的反全球化运动、绿色运动、女权运动，以及接连不断的恐怖主义活动和此起彼伏的局部战争。正因为如此，“全球化常常被视为、被描述为某种天灾或某种不知从哪里出现并让人类遭遇的怪现象；或者正相反，是人类为使自己建立的生活体制和世界体制更加公平、人道和安全而要寻求并达到的某种理想的状态”[25]。面对时代变化，面对深刻变动的世界，如何确立自己的制度自信、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文化自信，是必须面对的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从世界普遍交往的观点理解我们的处境及其与世界的相互关系，在对现实人类社会整体存在方式的思考与理论建构中扩展理性的魅力，在普遍交往中把握文化发展态势，以从容高迈的姿态应对价值问题，求“人类演进之通则”，明“吾民独造之真际”，是确立文化自信面对的时代课题。
第二，新科技革命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精神模式、风险程度和生命伦理，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科技的发展中，“手推磨”推出了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蒸汽磨”推出了工业革命时代的生产关系，“电子磨”推出了电气化时代的生产关系，“信息磨”推出了全球化时代的生产关系。每一次变化都扩大了人们的知识场景和思想界域，使人们对社会发展的理解递进一层。科技发展改变着人们对时间的认识，改变着人们对空间的看法，改变着人们对世界的理解。信息革命压缩了时间和空间，使人们在地球的任何一点都能建立联系，并改变了各种联系方式、活动形式和活动内容，而信息化、网络化以及全球化之下的社会关系、法制精神等预示着新社会模式的到来。科技的影响下，社会形态的发展由差序走向无序，由单源变为多源，由单向变为多向，其“熵”值不断增大，显示了无限活力与生机。在这样的背景下，那些自觉推动对话与整合的社会模式，毫无疑问会处于有利地位，并对社会发展起更大的推动作用。但是，科技又是一把双刃剑。科学技术的跃迁带来了不少思想忧虑和社会隐忧。如何将技术伦理建立在道德哲学基础上，如何以新的理念来推动人类文明范式的转变，都是时代发展中的疑问或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和精神动力是不行的。
第三，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经历了“高岸为谷，深壑为陵”的思想变迁，激发了人们对社会主义出路的探索。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描绘了一幅全新的社会图景。170年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波澜起伏，马克思主义从欧洲一隅走向世界各地，从书本理论变为现实生活，从一国实践变为一个阵营，形成了与资本主义世界相抗衡的理论体系和实践形式。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随之而来的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暂时低落。这样的情况下，各种理论观点显示了不同的思想趋向，自信与不自信也交织其中。社会主义的实践主体、价值主体、文化主体，在更高层次上探索人类文明的发展道路，促使中国共产党更自觉地反思马克思主义的本真精神和社会建设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