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的人格完善及精神养成功能，有助于充分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中自强不息、独立不倚的人格建构，虚己不厌、袒怀不倦的精神养成，行己有耻、文质彬彬的自觉约束，钟灵毓秀、情致飞扬的艺术陶冶，高举远蹈、慎思明辨的思想表达，这是确立文化自信的重要保证。安贫乐道的心态经常被推崇，由“孔颜乐处”而构设的“孔颜人格”，强调“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31]。自我意识中的“耻”经常与人格联系在一起，“安贫乐道”是对这种人格的总体评价，它承认外在现实性的物质追求与内在理想性的精神追求的不一致性，寻求意义经常使他们限于意义偏失之中，物、心二象性的指向并不完全一致。肉体生活在物质世界里，思想生活在精神空间里，追求“意义世界”而不得的苦闷常常萦绕心头。于是，另外一种表述就出现了，“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是想寻求物质之外的人格形式。很多时候，“义”和“利”是认识天平的两端，“舍生而取义”成为千古嘉训，“志士不饮盗泉之水”；“非梧桐不栖，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这是一种“苏世独立，横而不流”的人生态度。屈原曾有“深固难徙”“独立不迁”之语，李白有“不屈己，不干人”之语，郑谷所谓“谁知野性真天性，不扣权门扣道门”也是类似的意思。“众人皆醉我独醒”原是有些过激的，“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是有些清高的，“拣尽寒枝不肯栖”也是有些孤傲的，这种疏世独立的人格是有点畸形的。与此有关的是狂放、愤青和耿介。狂放经常表现为“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狂到世人皆欲杀”，更会有“耿介讨人嫌”之落魄。这方面，一些古人不是自信而是自傲了，“欲填沟壑唯疏放，自笑狂夫老更狂”，“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诸如此类的话语是很多的。人格完善及精神养成的意义首先在于其社会价值和政治价值，这种超越时代、超越流派的思想旋律，不管是以正面的形式还是以侧面的形式来表达，不管是以直接的方式或间接的方式来体现，都一种余韵无穷的思想力量。中国古代的理想人格，是一种“正统”的做人标准，是“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内化为心理模式之后而体现的外部表现。
传统文化中的家国意识及社会关怀功能，有助于理解天下为公的社会情怀、慷慨赴义的报国情怀、恤民仁爱的济世情怀、推己及人的豁达情怀、体现天下一家的世界情怀，这是体现文化的重要方面。这些方面都表明一种气度和志向，是以存在主义哲学思维构建的意义体系和独特规定。从孔子的“述而不作”的自信到近代中国学者会通中西的愿望，不仅蕴含着看待文化的自信，也包含自身修养中完人的要求。那些俗吏之“薄书文法”，巧宦之苟安偷堕之说，与孔学无涉，不是孔学真精神。鄙视自家学术传统，不仅是文化上的自我作践，也是人格精神恍惚的表现。爱国主义自始至终都是永恒主题，它在仁人志士的思想中高标一帜，利益、价值、信仰、命运等都归拢到这个旗帜之下，国家观念、国家意识成为不能动摇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并且希望这种意识能“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中国一些传统知识分子不是外在地而是内在地热爱自己的祖国的，这是有现实色彩的社会情感，“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中国古代作家之于‘仁’、之于‘民’，不是作为一种纲领、方略、一种手段、一种权术，甚至也不是作为一种伦理规范；而是作为一种内在的人格精神的本体建构，一种溶于血、渗于肉的情感欲求，一种自觉认同的生命意义的价值标准，一种作为本体存在的个体人性的固有之物，一种严格区别于外在他律的内在自律。”[32]古代的文化语言中，“仁”“民”是重要的关键词，是思考文化的心理原则和义务取向，最终目标是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也在一定程度上把穷人的乞食袋当作他们摇旗呐喊的工具，这一点是值得注意的。
此外，要把握传统文化的朝乾夕惕及劝进向上功能，理解传统文化所表现的逝者如斯的生命意义、及时努力的奋斗精神、上下求索的探索意识、三省吾身的检讨习惯。古代传统社会在个人行为上追求“既和且平，依我罄声”的发展效果，其前提是“温恭朝夕，执事有恪”。在立身处世上，处处有敬慎之状，《诗·文王》有“穆穆文王，於缉熙敬止”。孔子之所以成为孔子，与自身好学不无关系，以至于“从心所欲不逾矩”，是积累中获得的自信。这种人生追求在于先成己而后成物，而其“成己之法”，柳诒徵在其《中国文化史》中解释为：“在充满其心性之本能，至于从心所欲不逾矩之境，而一切牖世觉民之方，乃从此中自然发现于外”。“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光阴如水，人生短暂，在孔子看来人们奈何不了日升日落，却能够在成己、成人、克己、修身、尽己诸方面把握自我，“不怨天，不忧人”，其遇虽穷，其心自乐，“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33]。儒家希望通过“三省吾身”检点自己，这是经常性的信心把握，而且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达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使人憬然有以自勉，是对人生信念的一种把握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