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觉能动性是人类的特有表征，“一切事情是要人做的……做就必须先有人根据客观事实，引出思想、道理、意见，提出计划、方针、政策、战略、战术，方能做得好。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曰‘自觉的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一切根据和符合于客观事实的思想是正确的思想，一切根据于正确思想的做或行动是正确的行动。我们必须发扬这样的思想和行动，必须发扬这种自觉的能动性”[1]。自觉能动性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基本表现。人的主观意识、思想存在、精神意志是人脑对客观存在的产物，客观事物是精神动力之源。
这里的精神动力主要是指集体的或国家层面上的思想力量，此处主要指民族精神的力量、时代精神的力量及改革开放精神的力量。精神反映存在，而且只有当它反映客观存在的事物及其发展规律时，才能成为动力。意识作为对实践活动的指导和引领，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它随着交往与语言的产生、发展而形成和发展起来，马克思曾指出：“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2]，“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他具有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3]。因此，在人与动物的关系中，人越是远离动物，越能够显示出自身的存在和影响，越能够脱离本能的冲动而表现出自觉的力量，“如果说动物对周围环境发生持久的影响，那么，这是无意的，而且对于这些动物本身来说是某种偶然的事情。而人离开动物越远，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就越带有经过事先思考的、有计划的、以事先知道的一定目标为取向的行为的特征”[4]。人能够借助自觉的、有目的的、有意识的、能动的活动，把自己与动物区别开来，使自发性递减而自觉性递增。因此，“人离开狭义的动物越远，就越是有意识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5]。无产阶级的精神力量是巨大的，它能够使自在阶级变为自为阶级，能够推动革命理论变为现实，在无产阶级阶级革命精神的影响下，“历史活动的规模愈大、范围愈广，参加这种活动的人数就愈多，反过来说，我们所要实行的改造愈深刻，就愈要使人们关心这种改造并采取自觉的态度，就愈要使成百万成千万的人都确信这种改造的必要性”[6]。历史视野的扩大与群众力量的表达是联系在一起的，与群众的参与程度是密切相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