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宗教的经济根源。“宗教偏见的最深刻的根源是穷困和愚昧；我们正是应当同这个祸害作斗争。”[53]共产党人的党纲建立在科学的无神论基础上，它以唯物主义世界观为基础，在制定之初，“就必须同时说明产生宗教迷雾的真正的历史根源和经济根源。我们的宣传也必须包括对无神论的宣传；出版有关的科学书刊（直到现在，这些书刊还遭到农奴制的专制政权的查禁）现在应当成为我们党的工作之一。”[54]要做到这一点仅仅从理性出发是不够的，无神论作品或启蒙著作若不能冲淡无产阶级的政治任务，违心地谈论宗教问题是没有意义的。“如果认为，在一个以无休止的压迫和折磨劳动群众为基础的社会里，可以用纯粹说教的方法消除宗教偏见，那是愚蠢可笑的。如果忘记，宗教对人类的压迫只不过是社会内部经济压迫的产物和反映，那就是受了资产阶级观点的束缚。如果无产阶级本身的反对资本主义黑暗势力的斗争没有启发无产阶级，那么任何书本、任何说教都是无济于事的。”[55]对宗教采取极端态度的做法，在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那里都是持否定态度的，在工人政党纲领里直接宣布无神论并表示向宗教宣战，也是他们不能接受的。“恩格斯斥责布朗基派不了解只有工人群众的阶级斗争从各方面吸引了最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参加自觉的革命的社会实践，才真正把被压迫的群众从宗教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因此宣布工人政党的政治任务是同宗教作战，不过是无政府主义的空谈而已。”[56]另一方面，对宗教实行无原则的妥协和让步也是不合适的，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批判了杜林对唯心主义和宗教所做的让步，也批判了杜林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禁止宗教存在的主张，认为这种形式不过是俾斯麦宗教政策的翻版，他试图用另一种方式重复俾斯麦的蠢举。实际上，“俾斯麦的这场斗争，只是巩固了天主教徒的好战的教权主义，只是危害了真正的文化事业，因为他不是把政治上的分野提到首位，而是把宗教上的分野提到首位，使工人阶级和民主派的某些阶层忽视革命的阶级斗争的迫切任务而去重视最表面的、资产阶级虚伪的反教权主义运动”[57]。在实际工作中，工人阶级政党应该耐心地组织和教育无产阶级，而不是冒险地像宗教宣战，“宣布宗教为私人的事情”实际上就是在一定程度上遵循宗教自行灭亡的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