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嵘的“悲悱”说,上承屈原“发愤抒情”和司马迁“发愤著书”的思想,下启韩愈“不平则鸣”说、欧阳修“穷而后工”法,形成了中华古代文论史上的“审悲”理论。而更重要的是这种“审悲”理论,所涉及的是个人与家、与国的关系,集中抒发“家国情怀”,具有更丰富的社会内涵,具有更强的社会性。
中国古代文学抒情的特点是,强调抒发的情感既应具有社会性、公共性,又应具有独特的个性。
(一)“家国情怀”——抒情的社会性
中国古代士人的理想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上要劝谏君王,对下则要教化百姓。这种政治理想反映到文学抒情上面,就特别强调“家国情怀”的抒发。《毛诗序》写“发乎情,止乎礼义”,礼义是什么?在儒家看来,礼义乃是治国的根本。曹丕《典论·论文》说:“盖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那么,作为“经国之大业”的文章,具体落实到文学抒情上面又应该抒发什么感情呢?钟嵘《诗品序》写道:
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故曰:“诗可以群,可以怨。”[66]
钟嵘这段话,很有代表性,他认为,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夏雨、冬月严寒,四季中的这些景物最容易感动诗人而被写进诗中去。聚会时写诗表达亲密的感情,离群索居以诗寄托幽怨。如以下七件事情:
1.屈原被迫离开国都(个人与国家的关系);
2.汉代王昭君外嫁而辞别汉宫(个人与家、与国的关系);
3.弃骨在北国的荒野,魂魄栖于蓬蒿(个人与国家的关系);
4.拿起武器保卫边疆,杀气充塞疆场(个人与国家的关系);
5.塞上的征客衣裳正单、闺中的孀妇泪已干(个人与家、与国的关系);
6.归隐田园,一去而不返(个人与家、与国的关系);
7.少女美貌倾国,顾盼之间得宠(个人与家的关系)。
所有这些,感动人的心灵,不写诗怎么表达思想,不久久地歌唱何以抒发感情。在这段话中,有两层意思。
第一,诗人只有对自然和社会有所感应,才会以诗歌唱,这就是《诗品序》开头所说的“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性情,形诸舞咏”。也就是所谓的“物感”说。
第二,是说并非所有的事物都可以“陈诗展义”“长歌骋情”,四季的自然景色当然是可以写的,因社会不公而引起的“怨悱”之情,聚会时的亲密的感情,离群索居幽怨感情也可以写,但是更值得写的是两种情感。一是丰富性的情感,如“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高兴、欢乐、喜庆等,都是属于人的上升性的情感,这种情感的外溢,就可能是诗是歌;二是缺失性的情感,这就是钟嵘举例七种中的六种,所谓“楚臣去境”“汉妾辞宫”“骨横朔野,魂逐飞蓬”“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解佩出朝,一去忘返”等,这些事件所引起的情感都是“怨悱”性的情感,即人由这样那样的缺失所引起的情感。无论是丰富性的情感还是缺失性的情感,都是社会性的情感。钟嵘所说的诗“可以怨”的“怨”,与“怨刺上政”的那种狭隘的“怨”已经不同,钟嵘是从一个更广阔的社会视野来说明“怨”,不是局限于讽喻的政治视野来理解诗“可以怨”。他所举的六个事例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怨悱”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