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内理论界产生过一次有关三大社会形态与五大社会形态的争论。争论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是三大社会形态理论还是五大社会形态理论。进而，是三大社会形态理论还是五大社会形态理论更具有对历史和现实的解释力？很显然，不论是三大社会形态理论还是五大社会形态理论在马克思的著作中都具有文本方面的依据。在我看来，研究哪一种理论提出在先，哪一种公开发表过，哪一种生前没有发表过，以证明哪一种理论是马克思的根本主张，是马克思本来的思想，这样的研究和争论其实并没有多大意义。问题的关键是在文本争论后面的理论之争，阐释立场之争。争论涉及的并不只是文本自身的状况和性质问题。
一
很显然，两种社会形态理论在马克思的文本中都具有依据的情况下，追问哪一种是本真性的，恐怕就没有太大的意义。非但不存在哪一种社会形态理论符合马克思原意的问题，而且也不存在哪一种社会形态理论正确地反映了历史现实的问题。不管哪一种社会形态理论都不过是一种历史观，一种特定的视角，一种思想中形成的看待社会历史的框架，只具有相对的意义，因此并不需要一种非此即彼的二元选择。问题自然就只是我认为哪一种更好地解释了马克思的理论，并且哪一种能够更好地解释社会历史。为什么有的人接受这种解释，而有的人接受另一种解释，这显然不是一个纯粹事实性问题。也就是说，决定争论问题的是这个问题背后的历史语境，接受某解释观点的根据往往是解释背后的思想立场和理论旨趣。思考两种社会形态理论争论并且突出被强调的历史语境是什么，这一语境又如何决定这个争论背后的问题框架，才是至关重要的问题。
这个争论是在改革开放背景中被提出来的。它以具体的理论问题反映社会的开放。社会领域中的改革开放以磅礴的气势肯定了社会历史发展中人的主体性精神和主体性力量，而思想领域中的解放意味着肯定了真理和思想的相对性、历史性。既然任何理论都不具有绝对的神圣性，我们能够并且必须结合自身的存在处境对基本的理论进行新的理解和阐释。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涉及历史观的基本方面，也涉及对当代中国社会历史方位的判定问题，因此才成为理论关注的焦点。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很显然，两种社会形态理论争论本身只是问题的表层。从理论上说，这个争论触及的是不同的历史观念以及对马克思理论性质不同理解之间的对立。
我们知道，三大社会形态理论比五大社会形态理论更加抽象，更加概括。它将前资本主义社会统一为以人的依赖为基础的时代，而且可以将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一起纳入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现代社会，自由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为未来形态，因此似乎更具有解释力和现实的包容性。它能够缓解五大社会形态理论面临的更多挑战，同时回应现实实践的某种需要。但是，五大社会形态的坚持者却通过对普遍性与特殊性辩证关系的强调进行自我调整，以提高对历史的解释力，尽量避免机械的决定论模式，将历史发展中的多元性、差异性和复杂性纳入到现有的框架之中。
在争论中，三大社会形态理论的坚持者本来是为了解决五大社会形态理论面临的历史多样性的挑战，批判机械论和线性的社会历史观，捍卫马克思社会形态的解释力，但本身因为更加的抽象而掩盖了历史发展的丰富性；而五大社会形态理论的坚持者意识到了问题的要害，通过自我调整增强了原有理论的解释力。争论最终变成了从不同方向反对历史过程中机械决定论的斗争，从而将争论转化成了历史过程中统一性与特殊性之间的辩证关系的确证和强调。这场争论实质上变成了反对以苏联模式为蓝本的教条主义的斗争。双方都认为马克思的历史观是决定论的，但它是一种辩证的决定论，不是机械的决定论。争论的逻辑就在此终结了。
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