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面的论述来看，科尔纽认为，赫斯继承了费希特的实践哲学和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并在社会层面和经济层面上应用了他们的理论，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异化问题，从而为共产主义理论奠定了哲学基础。而这与马克思在1843—1844年的努力方向几乎是一致的。那么，马克思当时是不是受到了赫斯的影响？无论是谁都会很自然地联想到这一问题。对此，科尔纽给出了以下的答案，即从1843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开始到《巴黎手稿》写作结束为止，马克思是受到了赫斯《来自瑞士的二十一印张》的三篇论文和《论货币的本质》的影响，而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以后，反过来是马克思影响了赫斯，从此以后，赫斯就再也没有跟上马克思前进的步伐。
在他看来，赫斯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下述两个方面：第一，《行动的哲学》中的实践概念。“赫斯的工作……使德国的哲学激进主义和法国社会主义第一次结合起来，为创建唯物主义的实践概念进行了一定的准备”，“活动使人形成这一《行动的哲学》一文的中心思想，尽管还带有唯心主义的面纱，但却得到了简单明了的说明，因此赫斯研究德国古典哲学这一工作的精髓给马克思以深刻的感铭” [11]。也就是说，赫斯的实践概念——正如前面所分析的，实际上是费希特的实践概念——或者说“活动使人形成”的观念对马克思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第二，《论货币的本质》中的异化概念。“将费尔巴哈关于人的外化和异化的观点移到社会领域和经济领域，赫斯的这一做法在1843年末到1844年初（《德法年鉴》时期）对马克思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马克思之所以能够将异化理论应用于对市民社会的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的分析（《巴黎手稿》时期），是受到了赫斯这一中介的刺激。”[12]由此看来，科尔纽认为赫斯的异化概念——这实际上是经过改造的费尔巴哈的异化概念——对马克思产生了影响。当然，科尔纽并不是无条件地强调赫斯与马克思的一致性，他认为由于赫斯实践观的唯心主义以及由此而来的共产主义理论的空想性质，赫斯与马克思之间仍然存在着不可跨越的鸿沟。
这是科尔纽得出的两个重要结论。但是，这两个论断同他对赫斯思想特质的概括一样，也缺少必要的理论证明。这表现在：（1）科尔纽没有对赫斯与马克思的实践概念作认真细致的比较研究。（2）科尔纽虽然提到了赫斯的异化概念对《德法年鉴》和《手稿》的影响，但却论述得非常笼统，暧昧不清。倒是比这篇《序言》稍早或稍晚完成的《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生涯和工作》中有明确的指认[13]，但也仅仅停留在指认上而已。（3）此外，科尔纽还有跟上述结论相反的说法，譬如“通过这些论文（《德法年鉴》上的论文），马克思和恩格斯，以不同于赫斯的方式，得出了以广阔的历史研究成果为支撑的共产主义认识”[14]等等，也就是说，科尔纽似乎又认为马克思虽然是与赫斯同时，但却是独自地走向了共产主义。顺便说一句，后来科尔纽的合作者门克在《赫斯研究的新资料》[15]（1964年）中采取的是后者的立场，即认为赫斯对马克思并没有产生过实质性影响。
尽管科尔纽的研究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是作为“回到赫斯”运动的开创者，他对赫斯的积极评价基本上成为后来世界上赫斯研究的基调。“实践和异化”、“费希特和费尔巴哈”，我们从科尔纽的论述中所提炼出来的这两组关键词也成为日后中日两国赫斯研究的基本框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