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国都迁往洛阳，肯定违背在方山之巅死死盯住平城政权的文明太皇太后的意愿，所以迁都之计必然会遭到旧人势力的顽强阻挠。在这样的局面下，孝文帝仍然一意孤行，于太和十七年九月在洛阳施展假意南伐的策略，这就使得新旧政治方针的对立公开化，引起包括李沖、拓跋澄在内的文明太皇太后旧臣的激烈反对。新旧政治方针的对立，实质是新旧势力的对抗。为了对付旧臣的公开对抗，孝文帝采用了“胁定群情”的手段。《魏书》卷53《李沖传》记载：
高祖初谋南迁，恐众心恋旧，乃示为大举，因以胁定群情，外名南伐，其实迁也。旧人怀土，多所不愿，内惮南征，无敢言者，于是定都洛阳。[33]
通过以南迁替换南伐的戏剧化办法，孝文帝最终达到了将国都迁离平城的目的。而且，“胁定群情”的手段也发挥了有效分化文明太皇太后旧臣的作用。《李沖传》中详细记载了当时孝文帝晓谕群臣的话语：
今者兴动不小，动而无成，何以示后？苟欲班师，无以垂之千载。朕仰惟远祖，世居幽漠，违众南迁，以享无穷之美，岂其无心，轻遗陵壤。今之君子，宁独有怀？当由天工人代、王业须成故也。若不南銮，即当移都于此，光宅土中，机亦时矣。王公等以为何如？议之所决，不得旋踵，欲迁者左，不欲者右。
通过让群臣依观点分列左右的方式，孝文帝迫令旧人公开地表态。这种表态虽然具体针对迁都之计，然而却是政治立场的亮明，因为迁都之计乃是决定王朝政治前途的关键，高于任何朝政的大事。
旧人的公开表态，果然出现了分歧。《李沖传》接着记载，前南安王拓跋桢等就站到左方，并颂扬孝文帝为“非常之人乃能非常之事”。但是仍旧有许多顽固不化者，如安定王休等就公然“相率如右”。旧人之间出现分歧，正是孝文帝希望达到的效果。因为在关键场合表态的不同，必然会种下矛盾，进而逐渐瓦解文明太皇太后长期纠集而成的旧势力。孝文帝的政治手段颇为有效，它迫使一部分人从旧人中分化出来。
为了在新都洛阳组建起新的政治阵营，对旧人实施分化术显得尤为必要。有力的后续手段便是重点争取和利用旧人之中的既有威望又有能力者。这就是孝文帝以李沖、拓跋澄、皇后冯氏三人襄助迁都的深刻意义。由于孝文帝的恩威并施，李沖等三人积极地主持了相应的迁都事务，成为北魏迁都事业中的关键人物。不仅如此，他们还成了从旧人势力转化成为支持孝文帝的新势力的带头羊。
孝文帝的策略真是一举两得：分化旧人的手段，推动了迁都之计的实现；迁都之计的实现，进一步分化了旧人。旧人分化的结果即为组建新的北魏洛阳王朝的政治势力奠定下基础。至于李沖、拓跋澄和皇后冯氏三人在新形势下的命运，则又因人而异了。
原载《江海学刊》2012年第3期，原题为《襄助北魏孝文帝迁都的三位关键人物》。
[1] 本文是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2006年度一般项目“北魏洛阳政权研究”（06I03）的阶段性成果。
[2] 李凭：《论北魏迁都事件》，《北朝研究存稿》，23～4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3] 参见逯耀东：《从平城到洛阳——拓跋魏文化转变的历程》，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0；北京，中华书局，2006。
[4] 《从平城到洛阳——拓跋魏文化转变的历程》，135页，北京，中华书局，2006。
[5] 《魏书》卷53《李沖传》，1181页。
[6] 《魏书》卷53，1187页。
[7] 《魏书》卷53，1182页。
[8] 《魏书》卷19中，463页。
[9] 《魏书》卷19中，463～４６４页。
[10] 《魏书》卷１３，332页。
[11] 李凭：《北魏平城时代》，“文明太后临朝听政”，208～225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12] 《魏书》卷53，118３～１１８４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