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北魏迁都的客观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经济方面的，也有政治方面的；既有军事方面的，也有文化方面的。迁都问题是王朝的百年大计，这些因素都是执政的孝文帝与其臣僚既私下考虑过，也公开讨论过的。
北魏迁都的原因也是后世学者十分关注的问题，成为老生常谈的议题。对此王仲荦先生在其专著《魏晋南北朝史》中作过总结性的表述，主要归结为两点。在该著下册第七章第二节的“迁都洛阳”小节中称：
……可见平城的旱荒，已达到严重程度，北魏王朝至此实已不得不迁都。据《魏书·成淹传》载，孝文帝在迁都洛阳之后对成淹说：“朕以恒、代无运漕之路（从山东、河北运粮至平城，不能利用水运），故京邑（平城）民贫；今移都伊、洛，欲通运四方。”[26]可见迁都洛阳是解决塞上一带严重粮荒的唯一办法。何况自从孝文帝于太和九年（485年）扩大推行均田制以后，中原地区的农业经济已经成为北魏王朝的主要基础，从关外的平城移都到中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洛阳，从社会经济发展的特定阶段来说，就也有其特殊的意义了。孝文帝迁都的原因，此其一。[27]
这里谈的是很现实的问题，从中原不断地向偏远的平城供应物资还不如索性将都城迁到中原更加便利。这是站在社会经济学角度作出的论断。
接着，王仲荦先生还谈到迁都的军事方面原因，他指出：
随着封建化程度的加深，拓跋氏内部阶级分化更为急遽，他们的经济逐渐衰颓起来了，这也使得北魏王朝的军事威力逐渐衰落。可是当时居拓跋氏北方的柔然人的势力，却大大扩张起来。……如果北魏仍都平城，稍一疏忽，便有被柔然包围的危险，甚至平城有失守的可能；倘南迁洛阳，此时南齐国力，日趋衰颓，不但不能威胁洛阳，而且孝文帝认为如大举南侵，南北混一可期。是平城有累卵之危，洛阳有磐石之安，故定都洛阳。孝文帝迁都的原因，此其二。[28]
可见，以洛阳为都城，既可以避开柔然的锋芒，又有利于向南朝用兵，为实现孝文帝统一中华的宏图奠定基础。
经济与军事方面的因素，与其说是原因，不如说是客观背景更为贴切。其实，在确立新的都城的时候，北魏的决策者们考虑得更加多的，应该是政治与文化方面的因素。与旧都平城及其他都市相比，洛阳是传统的政治与文化中心。而此时的孝文帝，在政治上正以统一南北为目标，谋划着向南开拓；在文化上正在与南朝争夺正统地位，欲以华夏文明的继承者自许，所以洛阳才会成为孝文帝向往的圣地。
北魏迁都的原因是综合的，决非单纯的、偶然的。笔者认为，后世的史学家根据政治经济学的原理从大的方面和高的角度去分析北魏迁都的原因，从而考虑到经济、军事、政治、文化等诸多因素，这无疑是正确的。作为一代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孝文帝对于迁都的前因与后果必然审慎地权衡过，他审时度势地做出的迁都决定无疑是伟大的历史创举。但是，我们如今在教科书中认识到的，北魏迁都洛阳之举对中华民族融合发生的巨大影响，以及对推动中华历史发展所起的伟大作用，恐怕并不是孝文帝在一千多年前能够预想到的。我决无贬低孝文帝的历史贡献之意，只是想要说明，北魏迁都洛阳虽然是由多方面客观原因决定的，但孝文帝能够在文明太后去世刚刚满三年就做出义无反顾的决断，则与他个人的情绪具有很大关系。
孝文帝虽然贵为至尊，却长期处在文明太皇太后冯氏的卵翼之下。文明太皇太后曾经两番临朝听政，掌握北魏朝廷。《魏书》卷13《皇后列传·文成文明皇后冯氏传》记载：
自太后临朝专政，高祖雅性孝谨，不欲参决，事无巨细，一禀于太后。太后多智略，猜忍，能行大事，生杀赏罚，决之俄顷，多有不关高祖者。是以威福兼作，震动内外。[29]
在文明太皇太后的高压专制下，即便孝文帝“雅性孝谨”，也还是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况。《魏书》卷7下《高祖纪下》卷末记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