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南迁之后一度呈现昌盛景象，但是繁荣的洛阳成为贵族腐败的温床，促使新的民族矛盾和文化冲突纠结起来，终于酿成六镇暴乱。北魏武泰元年（528）契胡首领尒朱荣乘乱攻入洛阳，随后在附近的河阴（今河南省孟津县境）肆意屠戮鲜卑王公与汉族官僚。李晓的三位兄长都死于河阴之变，李晓携诸子侄侥幸脱逃。北魏在内耗与外争中分裂成东、西两魏，李晓随从东魏朝廷来到邺城（今河北省临漳县境），此后投奔母兄崔陵，寓居其清河的乡宅。[52]清河郡在北魏时属于相州管辖，《旧唐书》与《新唐书》皆云李氏“世居相州”，所指应该是这个时期的李氏宗族，其始祖则为李晓。
李晓次子李超在北齐官至晋州别驾。不幸的是，李超到任不久，晋州就遭北周大军围攻[53]，寻而城破，李超被俘。李超无意与新朝合作，情愿归还乡里。隋朝取代周朝后，李超被召补洛州主簿，但因反应消极而左降为隆州录事参军。李超视官场蔑如，称疾返归乡里，以琴书自娱。此后，朝廷还曾除授李超清江令、洛阳令等职，李超则屡以疾病为由辞返归家，最终病故于洛阳永康里宅。[54]李超是一位品德正派而不谋权势的士人，这对于子孙的品性能带来正面影响，但对他们的仕途则会带来负面影响。李超的长子就是李延寿的父亲李大师。
李氏宗族于西晋末年离开中原，辗转于河西的姑臧、酒泉、敦煌以及西域的伊吾，发展成为陇西著姓；李氏宗族在北魏太武帝朝东迁平城，在孝文帝朝南迁洛阳，此后又随东魏迁往邺城，寄居于清河崔氏，发展成为世居相州的名门，其间颠沛数千千米而流离半个中国。至北齐、北周以至隋朝，李氏宗族依旧不得安定，但是迁徙范围显著缩小。直到李延寿这一辈，适逢盛唐天下太平，李氏宗族得以安居中原。经过将近三个半世纪的辗转迁徙，李氏宗族竟能屡经沉浮而不灭，真可谓战乱频仍中顽强发展的典型。
两家李氏和一家崔氏是所处时空截然不同的三个案例。三家宗族的经历看似不同，却包含着共性，它们都曾在艰辛的迁徙与开发新地中创基立业，也都借助武功或政治提升社会地位，还都通过培养道德与修炼文化影响后代。以下逐次分析之。
其一，在艰辛的迁徙与开发新地中创基立业。
三家宗族的迁徙距离，近者百千米内，中者约五百千米，远者数千千米开外，无论远近都曾经历过许多艰难。《崔宏传》中对崔家途经恒山的情景略有记载：
还次恒岭，帝亲登山顶，抚慰新人，适遇宏扶老母登岭，赐以牛米。因诏诸徙人不能自进者，给以车牛。[55]
这段扶母登岭的记载，原本是为了表彰崔宏的孝心和道武帝的礼贤，但也因此透露出此次旅途的险阻。崔宏离开河北时已经任职黄门侍郎，在迁徙途中尚且会陷入窘困之状，不难推想一般宗族成员在旅途中的辛苦。
崔氏宗族徙居平城之后，虽有位居高官的崔宏佑庇，但人生地疏也不免陷入拮据状态。崔宏之子崔浩在自撰的《食经序》中叙述道：
河北李氏迁徙距离较近，且仍在华北平原，途中不会像崔氏那样艰难。不过，李氏开辟新家园也非易事。赵郡平棘位于太行山东麓冲积平原，殷州西山为丘陵坡地，其间环境变化不小。李氏宗族必须披荆斩棘，方能辟出良田清塘，付出的辛劳必然巨大。
要之，三支宗族都曾有过困苦迁徙与艰辛创业的经历无疑。
其二，借助武功或政治以提升社会地位。
为了保护农耕收获和巩固新建居所，必须建立武备，河北李氏的表现是这方面的代表。《李元忠传》不但称赞李元忠一向“骑射不废”，而且刻意描绘了他的弹射之功：
性甚工弹，弹桐叶常出一孔，掷枣栗而弹之十中七八。尝从文襄（高洋）入谒魏帝，有枭鸣殿上。文襄命元忠弹之，问得几丸而落。对曰：“一丸奉至尊威灵，一丸承大将军意气，两丸足矣！”如其言而落之。[58]
李元忠出色的弹射之功具有强劲的震慑威力，这是他最初号召宗族起事和后来炫耀于朝廷的资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