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先入为主的态度，故意美化或丑化洪秀全，都不足取，都会使研究流于简单化。研究洪秀全思想，须从洪秀全著述入手，看他本人究竟是怎么想、怎么说的，同时还要看他实际是怎么做的。总之，要以史料、史实为依据。
洪秀全著述甚丰。据洪仁玕说，洪秀全首次来广西传道期间，便写有《劝世真文》等50余种宣传品，“一一劝人学好”。举兵起义后，洪秀全身份变了，但重视笔杆子的习惯没有变。定都后，太平天国迅速建立了较为完备的书籍刻印和文书颁发制度，实行严格的出版管制，严禁买卖藏读儒家经书，规定唯有经洪秀全审订、盖有“旨准”印、由官方刊刻的书，方准阅读。名曰“诏书”，亦称“天书”“真书”“圣书”，今人称为“印书”。就此而论，太平天国出版的所有书籍，都打上了洪秀全的烙印；某些书籍直接出自洪秀全笔下，包括假托上帝之名的《天父上帝言题皇诏》《天父诗》，以幼主名义刊刻的《幼主诏书》。诏旨构成洪秀全著述的另一大类。据目击者说，后期天王府“每日午后放炮九声，悬伪诏于门外”。洪秀全在位十余年，所颁诏旨的数量不可胜计。这两类文献构成研究洪秀全思想的第一手资料。
然而，太平天国败亡后，其书籍、文件几乎被清政府毁灭殆尽。截至20世纪80年代，经过几代学者艰辛搜访（主要在海外）和整理，太平天国当年刻印的书籍大多得以重见天日，但仍有数种亡佚；文书的情况则很不乐观。从总量上讲，遗存至今的文献（尤其是文书）仅占很小比例，堪称凤毛麟角。这使研究受到很大局限。因此，编洪秀全文集，首先是如何根据残存文献尽量编全、编齐的问题，而不是如何遴选、取舍的问题。这本集子仅舍弃洪秀全以幼主名义封赏官员、无实际价值的数道诏旨[2]，实际上是本“全集”，但也仅有12万字左右。
整理、编辑太平天国文献，涉及一些具体问题或难题。
一是辨伪。存世太平天国文献有鱼目混珠之作，如清钦差大臣赛尚阿伪造的洪大全供词，曾国藩篡改过的李秀成笔供（今人称为“自述”），辛亥革命前夕南社诗人高旭编造的石达开遗诗，以及嗣后一些书贾为牟利假造的文献或文物。好在经过罗尔纲等前辈学者的考证，此类问题已基本澄清。
二是校勘。因疏于校对，太平天国刻颁的书文有错讹之处。后世学者整理时，又发生一些鲁鱼亥豕之误。现今几种最常用的排印本太平天国印书、文书汇编集，都有不少错字、衍字、脱字以及标点错误，从而损害了原意。
三是版本。太平天国书籍大多有修订本，改动幅度虽不大，但每处改动都隐含着重要信息，反映了思想和政策的调整、变化，须格外留意；再就是重刻本的封面仍署初刻年份，导致再版的确切时间不明，须加以考订。
四是注释。太平天国文献有大量避讳字、新造字和特殊称谓，涉及具体的典章制度以及思想、史实。倘若不作考证、不加注释，便难以明晓其义。
在长期整理编纂文献史料的过程中，太平天国研究形成一个分支——太平天国文献学，其代表性成果首推罗尔纲前辈穷半个多世纪之力完成的名著《李秀成自述原稿注》。本卷凡涉及校勘、版本等细节，均酌情加注释说明。
凡不易理解的方言俚语以及太平天国隐语，酌情加注。至于涉及太平天国典章制度之处，限于体例和篇幅，无法逐一加注。读者可查阅相关专著和工具书。
太平天国文献凡提及天父、天兄以及洪秀全父子等人时，照例须抬头。本卷不再按照这一格式排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