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秀成从被俘到被杀，前后仅有16天。在此期间，他曾历时9天，在囚笼中亲笔写下数万字供词，虽然文理欠通，但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详细叙述了太平天国的兴亡始末。与在此前后的表现判若两人的是，李秀成在供词中明显流露出乞降求抚之意。他对曾国藩和清王朝大加谀颂，谓“久悉中堂（指曾国藩，引者按）恩深量广，切救世人之心，玉驾出临瑶”，“久知中堂有仁爱惠四方，兼有德化之心，良可深佩”，表示“我见老中堂大义恩深，实大鸿才，心悔莫及”，自叹“一身[生]屈错，未遇明良”；并将天京沦陷喻作“我主无谋，清朝有福”，认为“曾家亦有厚福，而辅清朝得此城而威扬天下，实中堂之谋，九帅（指曾国荃，引者按）之才谋算，将相用命而成全功也”；声称“今天国已亡，实大清皇上之福德，万幸之至”云云。他还提出“收齐章程”，自愿以“罪将”之身，出面代为招降太平军余部，从而“尽义对大清皇上，以酎旧日有罪愚民”，“免大清心腹之患再生”。[4]
李秀成此举的动机和原因究竟是什么？这一历史之谜引起史家的极大关注。以此为焦点，围绕李秀成的评价问题，学术界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
根据其供词来评价李秀成，首先必然会涉及这份文献的真伪问题。当年曾国藩在处死李秀成后，随即与幕僚赵烈文对忠王亲供反复审核、删改甚至部分撕毁，并加以分段。不久，曾国藩以“各处索阅逆供者多”为由，将处理过的忠王亲供在安庆刊刻，印成《李秀成供》一册，分送军机处备查和各地方大吏阅读，计27818字，即世传“九如堂本”。至于李秀成亲供手迹，曾国藩却讳莫如深，一直秘不示人，从而留下许多悬念。
1944年，广西通志馆秘书吕集义在湘乡曾国藩故宅获见这一秘本，便据九如堂本与之对勘，补抄被曾国藩删除的5600余字（仍脱漏大约2880字），并摄影16页。罗尔纲从1931年起开始注释李秀成供词，此时便改以吕氏补抄本和照片四帧作为底本作注。1951年，罗氏《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一书由开明书店出版，很快一版再版，轰动一时。1956年，年子敏、束世澄撰文质疑，认为从内容来考察，李秀成不应向曾国藩乞降；笔迹上经法医鉴定，《自传原稿》与《李秀成谕李昭寿书》的笔迹相异，据此断言李秀成“自述”系曾国藩伪造，并非出自李秀成亲笔。[5]学术界就此展开了争论。罗尔纲根据“书家八法”理论，将上述两件文书中的笔迹逐一拆开来比较，阐明了笔迹鉴定的有效性与限制性，判定这两件手迹表面相异但实际相同，进而断言李秀成“自述”确系真迹。1957年，根据吕集义当年拍摄的所有原稿照片，罗尔纲再次调整版本，由中华书局推出《笺证》一书的增订本。1962年，曾国藩的曾孙曾约农将秘藏的李秀成笔供原稿交台北世界书局影印出版，题签《李秀成亲供手迹》。《手迹》的篇幅比当年的安庆刻本多出9000余字，并且清晰地保留着曾国藩等人用朱笔、墨笔进行删改的痕迹。《手迹》的公布进一步印证了罗尔纲的结论，同时也宣告世传的20余种忠王供词版本从此作废。罗尔纲便第三次调整底本，198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李秀成自述原稿注》一书。此时，仍有学者对李秀成供词手迹的真实性质疑，推断台北影印出版的手稿并不是李秀成的真迹，而是曾国藩在删改忠王真迹后找人誊录的抄件。罗先生从其笔迹、内容等方面详作考证，指出这份文献虽不完整，有被曾国藩撕毁、删改和伪饰的地方，但确系出自李秀成手笔。这一结论最终得到多数学者的认同。
几乎在辨别李秀成供词之真伪的同时，学术界就忠王在文中流露出的乞降求抚之意展开了讨论。在1951年初版《笺证》一书中，罗尔纲提出一个假设，认为忠王此举意在效仿蜀汉大将姜维伪降钟会故智，以图恢复太平天国。1957年出版的该书增订本依然持“伪降”说。1959年，赵矢元对此提出异议，强调李秀成“承认太平天国革命已经失败，消失了对革命前途的信心，要求曾国藩招降他的部众，这也是应该承认的”[6]。1961年，苑书义也刊文指出，李秀成此举是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和对封建势力产生幻想的表现，其性质是“妥协投降”。作者同时指出，“由于他并非想入伙为盗，加上乞降未成，招降未就，和临刑时表现尚好，所以还不应以叛徒论处。乞降固然给他的历史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污点，却不能改变他对太平天国的巨大贡献依然是其一生主流的这一事实”[7]。对于上述两种不同的观点，学者们纷纷撰文表态，臧否不一。李秀成评价问题一时成为史学界的研究热点。
然而，这种正常的学术争鸣很快就被引入歧途。1964年，戚本禹等人断言忠王不“忠”，其自述“是一个背叛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自白书’”，并打着揪“叛徒”、彰“气节”的旗号，发起一场批判李秀成的政治运动。于是，单纯的学术问题被无端上升为政治问题，对李秀成持肯定态度的学者竟被视为“站错了立场”。罗尔纲因坚持认为李秀成此举是“苦肉缓兵计”而受到冲击；茅家琦、祁龙威等学者不同意戚本禹全盘否定李秀成的观点，认为李秀成虽晚节不保，但功大于过，结果也被扣上“叛徒李秀成辩护士”的大帽子，遭到打压。一时间，给历史人物贴政治标签成为人物研究风行的模式。按照这种模式，洪秀全被塑造成完美无缺的农民革命领袖，并以他的是非为是非，将杨秀清定性为“野心家”，韦昌辉为“阶级异己分子”，石达开为“分裂主义者”，李秀成为“叛徒”。简单化、脸谱化的研究被发挥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对学术风气产生恶劣影响。将李秀成简单地定性为“叛徒”不足为训。它是当时极左思潮的产物，其实质是搞影射史学，以便为后来借“叛徒”罪名打倒党内一大批功勋卓著的老干部制造舆论。
1981年，根据曾国藩曾外孙女俞大缜教授提供的“李秀成劝文正公当皇帝，文正公不敢”这一口碑，罗尔纲再作考证，力持李秀成“伪降”说，认为李秀成劝曾国藩反清做皇帝是假，试图借此恢复太平天国是真。[8]
苏双碧则认为，李秀成在被俘前后，经历了一个从愚忠到不忠的质变，它的起点是被俘，终点则是写了“自述”，流露出“乞活偷生”之意。在“自述”中，李秀成奉承敌人、贬斥自己，其行为是对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背叛，属于“变节”，这是“白纸黑字，非常明白的事”。郭毅生也对“伪降”说质疑，认为“由于李秀成写完自述，即被处死，他是否属于伪降，并无实践证明，只能就其生前表现而推考，难以得出定论。从《自述》本身看，应属求降或投降，无论其为何种动机，都是错误或有害的。这种错误既有个人的原因，也有农民阶级的局限性”。不过，苏、郭两位学者都主张就事论事，认为不能因此而全盘否定李秀成。苏氏指出，“把李秀成打成‘可耻的叛徒’，而否认他的一生，那也不是实事求是的”。郭氏也不同意将李秀成定性为“叛徒”，强调不能脱离历史条件而苛求前人，认为“历史的悲剧造成了李秀成的个人悲剧，而不是李秀成的晚节不终造成了太平天国覆亡的悲剧”。[9]
罗先生也承认李秀成学姜维用假投降计，有亏革命气节，不足为训，但他再三强调李秀成是“伪降”。这成为双方分歧的焦点。近20年来，随着太平天国史研究日趋冷落，有关李秀成评价问题的讨论逐渐归于沉寂，但学术界在此问题上的看法并没有取得一致。那么，究竟应当如何评价李秀成被俘后的“变节”问题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