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湖南局势告危，咸丰帝令两广总督徐广缙接替赛尚阿出任钦差大臣，星速带兵赴湘；认为他“沉毅有为”，能够使壁垒一新，扭转战局。但徐广缙对形势感到悲观，害怕承担战败责任，一路磨磨蹭蹭：从广西梧州到湖南衡州，用了43天[21]；从衡州到湘潭，又用12天。全程耗时55天，而此时长沙保卫战已持续70多天。岳州失守后，武昌告危。此时徐广缙接手钦差大臣关防不到40天，便想抽身而退，奏请另派重臣分路堵剿，自己专办督剿。武昌被围后，徐广缙尚在710里外的湘阴，以清剿巴陵“土匪”、保护粮饷要道为由迁延不前。他为自己开脱说，“至军营恶习，小胜则张皇捷报，失事则禀报迁延，其意在商同掩饰，且使臣一时无凭奏报参办，伊等得行其捏饰之私”[22]，再次恳请另派重臣督率。武昌失陷后，又以“遏该逆回窜”为辞，滞留岳州不前。他自料难逃处罚，在私信中有“屏息以待雷霆”之语。
为激励群臣效命，咸丰帝数次下罪己诏，为不能“察吏安民”引咎自责。为争取民心，他宣布蠲缓被兵省份钱粮，酌情抚恤。武昌失守前夕，又降旨强调：“当此防剿吃紧，首重人和。如地方官能得民心，镇将等能得兵心，何患不众志成城同仇敌忾？”[23]不过，在不触动旧的体制机制、人事调整幅度不大的情况下，指望迅速澄清吏治，终是镜花水月。
以占领武昌为标志，太平军完全占据战场主动。咸丰帝只好又临阵易帅，新授两江总督陆建瀛、署河南巡抚琦善为钦差大臣，另由向荣顶替徐广缙为钦差大臣，饬令三路并进，重点在江西九江一带堵截，以保全江皖财赋之区。然而，官府的恐慌与悲观情绪有增无减，以致民间风声鹤唳，远近居民纷纷迁徙，形成连锁反应。以安徽省会安庆为例，“贼破岳州之湖北，大吏惊愈甚，中丞以下文武大小吏相率送眷属他所，而居民富者遂谋迁徙。及贼破武昌，官员家属无一城居者，而居民已徙去十之七八矣”[24]。江西情形相似，“贼匪踞扰汉阳，该处难民轰然东下拥过九江，人情恇惧，城外居民铺户逃窜一空”[25]。城外人户既空，无从举办团练，沿江防务遂更形空虚。
高官临阵脱逃事件仍一再发生。太平军自武昌东下，帆幔蔽江，衔尾数十里。驻扎鄂赣边界的陆建瀛见势难敌，借口驰回江宁以重根本，弃师只船逃遁，舟过九江府城并未拢岸。江西巡抚张芾也弃九江于不顾，自瑞昌躲到省垣南昌。清廷设想的九江堵截计划遂成泡影，太平军兵不血刃进占九江。陆建瀛连夜退至赣皖边界，舟过彭泽县江心要隘小孤山时，兵弁跪接，陆氏乃大呼曰：“贼势浩大，快走逃生！”以至“兵皆感之”[26]。这极大瓦解了军心。
在九江短暂休整后，太平军继续蔽江而下。沿江驻防清军望风溃逃。咸丰三年（1853年）正月十六日，太平军进抵安庆江面，驻扎城外马山大观亭一带的总兵王鹏飞“弃营而走”，“五营兵勇弃甲投戈”[27]；城内守军和大小官员也纷纷逃逸。当晚，安庆失陷，距九江陷落仅6天；巡抚蒋文庆被杀。两天后，琦善才从河南信阳启程援皖，以一时难以凑齐六千头骡子驮载辎重为辞，节节耽延。向荣以船只难觅、粮饷不继为由，滞留九江不前。江宁遂孤立无援。
陆建瀛自前线遁回江宁，使阖城绅民一时惊扰，纷纷迁徙。江苏巡抚杨文定借口保卫苏州门户，在江宁被围前移驻镇江。太平军四面环攻，江宁藩司祁宿藻见势不可支，忧惧呕血而死。江宁将军祥厚派人缒城送信求援，但援兵杳无踪影。江宁陷落8天后，向荣才领兵抵城郊。又过3天，琦善先头部队方推进到安徽全椒。而太平军又相继占领镇江、扬州，与江宁构成掎角之势，完全打乱清军部署。朝内有人惊呼，“现在南北中梗，危急之情有如积薪厝火”。另有人认为，武昌、安庆、江宁三座省城在三个月内先后失陷，“此我朝二百余年未有之变也”。
文武百官如此颓靡懦弱，清军一败涂地实在情理之中。咸丰帝起始就担心战火蔓延、劳师糜饷，希望前线将帅和地方大吏能尽心竭力为他分忧，但终不免一再失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