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十三日，郑祖琛又奏报说，金田等地“匪徒纠聚拜会，人数众多，内有老幼妇女，被其诱胁从行”[7]。十二月初八，暂署巡抚一职的劳崇光奏报副将伊克坦布攻打金田阵亡一事，称“贼势浩大”，已知会广西提督向荣率部赶来会剿。12天后，钦差大臣李星沅奏曰：“广西贼势披猖，各自为党。如浔州府桂平县之金田村贼首韦正、洪秀全等私结尚弟会，擅帖伪号伪示，招集游匪万余，肆行不法。……近日恃众抗拒，水陆鸱张，实为群盗之尤，必先厚集兵力，乃克一鼓作气，聚而歼之。”[8]文中“上帝会”被避改为“尚弟会”。官府直到此时才搞明白，太平军才是广西“群盗之尤”。州县官员耳目之闭塞，对基层控制力之孱弱，于此可见一斑。
咸丰帝指望速战速决，在李星沅病逝后，即派心腹重臣赛尚阿驰赴广西接办钦差大臣事务。他每天都盼着看到前线捷报，曾写有两首“盼信”诗，内有“权有攸归师可克，扬威边徼重元戎”句，对前线将帅期许甚深。广西山路崎岖，驿站不能用马，专恃跑役，日行不过百数十里。前线战报即便采用六百里滚单，送到省城桂林需五六天；赛尚阿奏折递送入京，最快要十天。咸丰帝在北京遥控赛尚阿，赛尚阿在桂林遥控前线将领，而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因此，无论是赛尚阿的奏报，还是咸丰帝的谕旨，均不免成为马后炮。更要命的是，奏折净是空话大话假话，咸丰帝很难从中了解到战局真相。咸丰帝要保江山社稷，官员要保自己乌纱帽，君臣没有想到一块。
太平军起初明显处于劣势，被迫避实就虚，迂回作战。一度被挤压在桂平新圩狭小地带，接济断绝，势如累卵。但凭借人心齐、胆气旺、地理熟，太平军得以以弱胜强，化险为夷。得知新圩太平军突围时，赛尚阿刚写完连日屡战屡胜的奏折，便信手续写数语，称敌方被练勇“横截冲杀”，“我兵追及，四面围攻，昼夜轰杀，似较围困新圩更大可得手”。清军追至官村遭惨败，赛尚阿有意淡化，称官兵追剿屡有擒获，“各路擒斩颇多”。得知永安州城告危，这才慌了手脚，对两万余兵勇前截后追皆不能及，表示“不胜愤切”。永安失陷后，奏称“逆匪被追分窜，突入永安州城，追兵继至，现已击败围困”[9]，依旧讳败为胜。
咸丰元年（1851年）九月十一日，即永安失陷41天后，赛尚阿抵阳朔就近指挥。但直到此时，他仍不知晓太平王是何人，所得探报说是韦正，又说为胡以晃，又名胡二妹，乃据此入奏，把咸丰帝搞得一头雾水；旬日后才含糊地说：“至称为太平王，多有指为洪秀全者。”[10]官场因循玩忽之风毫无改观。
太平军首次攻占城池，表明战局发生重大变化。不过，以重兵围攻孤城，官府仍握有胜算。赛尚阿不断报捷，声称“蠢兹小丑已如釜底游魂，指日即可一鼓**平，擒渠扫穴”，但光打雷不下雨。咸丰帝不耐烦了，质问“何捷报尚尔迟迟耶”。结果，双方对峙半年多，太平军撕开缺口突围，并重创追兵，逼近桂林。赛尚阿以“收复”永安、追击功败垂成上奏。他还以被俘的湖南天地会某首领（焦亮）为替身，谎称在阵前生擒与洪秀全同称“万岁”的天德王洪大全，并编造洪大全供词作为佐证。但这出闹剧堵不住悠悠众口，礼科掌印给事中陈坛当即缮折揭穿，指出洪大全“不过供贼驱策，并非著名渠魁”，赛尚阿“嗣因贼众窜出永安，于无可如何之时，不得不张皇装点，借壮国威，并以稍掩己过”；表示“京师之耳目易掩，而天下之耳目难欺”，建议将洪大全就地正法。[11]陈坛实话实说，但朝廷不爱听：洪大全已被煞有介事地槛送京城，世人皆知，倘若宣布这是造假，赛尚阿颜面尽失，朝廷的脸也丢尽了。咸丰帝只好将错就错，将洪大全作为“谋反大逆”凌迟处死。数月后，赛尚阿被撤职查办，此时献俘风波业已平息。
两广总督徐广缙官气较重，工于心计。当初广西大局糜烂，他率先参劾郑祖琛，说郑氏“专事慈柔，工于粉饰，州县亦相率弥缝，遂至酿成巨患”，“世故太深，周旋过甚，只存市恩之心，全无急公之义，且年老多病，文武皆不知畏服”[12]。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徐广缙接替赛尚阿出任钦差大臣，起始就打退堂鼓，抵湘次日便奏明实情，预先为自己开脱。他说：“无如兵疲将怯，以臣沿路探访所闻，可靠之将甚属寥寥。其贼至即溃、贼去不追视为常然，事后则虚报斩获，其实何尝稍挫贼锋，以至奔窜蔓延，一误再误。”[13]嗣后又大倒苦水，说自己“力小任重”，一再请辞。岳州（今岳阳）陷落后，咸丰帝大失所望：“岳州失守数日，该大臣等近在长沙尚茫然不知，可笑可气之至。”[14]
湖北省会武昌失陷次日，徐广缙仍未进入鄂省，奏称“武昌追剿贼匪，迭次进攻大获胜仗”，断言武昌“自可解围”[15]。4天后，才奏报武昌失陷，并以“遏该逆回窜”为辞滞留不前。咸丰帝大怒，斥其“军情缓急但凭禀报，如在梦中”，表示“愤恨莫可言喻”“自愧自恨，用人失当”[16]。舆情更是一片哗然，指斥徐氏“拥兵观望，尾贼徐行”“畏死倖生，巧于推避”，认为其情罪“较之赛尚阿尤相倍蓰”，纷纷吁请将其正法。不过，这类表态终究还是官腔。说大话、唱高调容易，自己能否做到是另一回事，徐广缙便是一例。周天爵与太平军交过手，故鄙视空谈，认为时下奏折“大有齐梁风气，此皆魏晋清谈余习”。
战争是生死较量与考验，是官员的试金石。没有这场战争，咸丰帝对官场恶习、对所倚重大臣的真实面目，绝不会看得这么清楚。现在他有机会看清楚了，但付出的代价太大。
